有故乡的人，永远是孩子

　　鲁敏。

　　常常想念故乡的老屋，想念老屋里的亲人，想念老屋里曾经的那个孩子：我。

　　老屋是外公外婆的老屋。门前有一个小水塘，我曾在小说里这样写过：“它具有水塘的一切基本要素，像一张脸上长着恰当的五官。鱼、田螺、泥鳅、鸭子，芦苇和竹，洗澡的水牛，小孩子扔下去的石子，冬天里的枯树，河里白白的冰块儿。”就是照着它当年的样子写的。

　　老屋造于1950年，那时外公37岁，正是壮年，儿女幼小，算是他成家立业、遮风蔽雨的最初之“宅”，材质为土泥茅草，我的大姨、舅舅、妈妈都在老屋的茅草屋度过他们的少年时光。后面若干年里，老屋的泥墙改成青砖，茅草换作瓦顶，等姨妈舅舅们都工作了，又在原来的三间之外，拉长出一间吃饭屋与厨房。再过几年，又在最东面加出一间卧房。这些改造，是一步步慢慢来的。外公外婆的钱来得不易，都是出自四时庄稼与屋前屋后。外婆养鸡卖蛋，养兔卖兔，养羊卖羊，养猪卖猪。外公春播秋收，然后到镇上去卖花生卖黄豆卖棉花，就这么地慢慢供养大姨、舅舅、我妈念书，再时不时修整扩建下他的“宅”。

　　羊是外婆的摇钱树。老母羊一旦怀孕，外婆就喜滋滋地守夜接生，有时碰上羊脚先出来的难产，外婆也都能设法搞定，包括邻居们的母羊生产，也都是外婆一手包下。外婆的大羊小羊，白天会被牵到外面的小河坡上，让它们自行吃喝，就省得割羊草了。到下午，我们放学了，外婆就会派表哥们去牵羊回家。两个表哥都不愿干，外婆就甩出“共享”的诱饵，谁承包下牵羊回家的活儿，等到卖羊得钱了，可以拿到个小零头。这好处我挣不着，我怕羊，那家伙一旦倔起来，很难拉动，羊角还会顶人。

　　但外婆的养鸡大业我参与较多，尤其在小鸡崽满地滚的阶段，每日都要一只只捉回鸡笼，还都要点数，还要铲鸡屎。为充分调动我和表哥的参与热情，外婆会让我们各选一只喜欢的小鸡作为“自己的”小鸡。记得有一回，我选的是一只深色芦花鸡，花纹细腻繁复，比一般的黄毛小鸡更具美感，我很得意，撒谷喂水时，分外留意，还时不时捉来手中抚摩，捉几只肥虫子让它吃独食。也可能是关照过度吧，它后来开始打盹了——小鸡一旦打起盹来就是得病的先兆，外婆就会把它们隔离起来，专门伺弄，喂去壳精白米，多晒太阳。有时能救活，有时不能够。

　　因这些家养牲畜之故，外公外婆除了修整“人居”，还在不断地搭盖羊圈、猪圈、兔笼、鸡屋、茅房之类，老房子被拉成长长一排。春节贴对联和喜字，也包括那些羊圈、猪圈、鸡屋等处，依稀记得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我们小孩追跑打闹时，从屋东头一口气跑到西头，左一道右一道地踏门槛，屋前屋后地绕，大有千山万水之感，很是带劲。

　　房间多了，尤其适合躲猫猫。当时乡下兴着添置一种家具，叫做床柜，几乎家家都有，是四四方方的两只连体大木柜，可以用来置放各样东西，铺上棉絮和床单，支上蚊帐，又成了极好的一张卧床。捉迷藏时，把床褥掀掉，柜门抬起，团着身子藏进去，除了有些闷气，除了有时会碰上小虫子小蜘蛛，实在是最妙的隐身处。此外，还有床肚、箩筐下、帐子角、茅房后、凉席卷、柴堆里等各样的别窍处。

　　只有一个地方我不大敢躲，就是西堂屋，因那屋子半边墙上，挂着太公太婆等族中先人像，皆已黄淡无色，且多处剥落，隔着灰蒙蒙的玻璃框，其实看不大清楚面目。正因为看不清楚，反而有些害怕，走到那附近，就觉得凉。到大了才慢慢好些，因为离这些人像一米以下，就是一排红红黄黄的奖状，全是表哥们从学校拿回的赫赫战果。我们那里的人家，都特别喜欢贴小孩奖状，不论荣誉大小，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这么一片墙壁，贴得热闹，与祖上的斑驳照像，相瞻相宜。

　　外公外婆喜欢养花，老屋门前，是一长排花圃，碎砖头垒成三角底座，上方交叉编织着篾条，形成二方连续的菱形篱笆。为抵挡屋檐雨滴冲散泥土，花圃靠内墙的部分，总还铺排着吃海货所留下的贝壳，精心又简洁地形成实用装饰。外公外婆的花都是家常品种，主要是图它们的轮流开放与不同颜色，比如鸡冠花、太阳花、龙爪花、百日红、指甲花、虞美人、菊花、懒婆娘花一类。至今，我对花朵的审美似乎都还停留在老屋所给我的阶段，每看到这几样乡野之花，就亲切得不行，觉得大朴大素大美。其中那懒婆娘花，也即汪曾祺写过的晚饭花，它只在晚暮时分开放，明亮的紫红，香气甜俗，花朵密集。有时我会没心没肺地摘下许多，串成长条，用来做成项链或耳环。我带上花朵项链，盛装一样，去找外婆邻居家的几个同学一起玩。那时我们女同学的玩耍没什么花样，总是唱歌，大家都有各自的歌词本，捧着，轮流唱，唱得嗓子哑了才回家。

　　从初中起，为着读书，我到外婆家长住。正是那一年，外公外婆又在后面盖起了一排大屋。这就等于有了两进，有了院子。新大屋飞檐立顶，红砖灰顶，门窗走廊都镶嵌着雕花木板，地上全是回字地砖，在当时看来，简直是气派不凡。连小猫洞都比前排的老屋讲究许多。

　　外公外婆家一直养猫，有时走丢或老病，就接着再养，常年不断。有时暑假碰到是这只猫，再到下一个寒假，发现是另一只。我初中那几年所养的猫，外公给它取的名字叫“画虎”，因它身上虎纹突出。为讨画虎欢心，我常蹲在桌下，与它分吃蒸山芋、煮杂鱼之类的好食。画虎没有自己窝，它的卧处主要在两处，一是厨房灶下，尤其冬天，因那里暖和。一是床上，外公外婆的床，两个表哥的床，舅舅舅妈的床，我的床，她每晚随意挑。常常到晚上做完作业，到房间一看，呀，她今天挑了我，正乖乖踡在被窝上头呢。我心中大慰，会特别小心地侧身钻进去，不敢惊扰她，免得跑掉，白欢喜一场。

　　除了猫，老屋里最常光顾的是燕子。晚上睡觉关门闭户，外公外婆都会提醒舅妈，确认老燕子是不是回窝了，如果没有，得替它留半边门或一扇窗。老家那一带，燕子跟人的关系真是好哇。每到春天，各家的小孩子们都会互相攀比：“你家今年有燕子来做窝了吗？”谁家要是没有，那真是太失落了。外婆家因为有两排屋子，从概率上讲，机会多一些，常常双丰收，前屋后屋各有一窝，最多时，有过三窝。因为我乳名“小燕”，似乎更多些私念，没事就仰着头看。看那燕子夫妇，衔着枝条树叶棉絮土坷垃，吐着唾液，慢慢地做出半只大碗一样的灰白色燕窝，然后产蛋，然后孵出雏燕，然后出去觅食。每至母燕衔食归来，整个窝里只见四五只粉色嘴巴，张开着挤挤挨挨叫个不停，真正是特别形象的“嗷嗷待哺”。

　　梁上有燕，有吉祥喜悦之感，但燕子屎也够受的。燕窝下方一平米左右的地方，常年有它们落下的灰白的粪便，进出都得让着。有时外公会铺上干草或碎土，有时也懒得铺，左右是“拂去还来”的，新屋的地砖虽然要珍爱，但燕子粪嘛，又能脏到哪里呢。

　　记忆中的新屋，一切都是个大。大方桌、大洋团、大座钟、大长柜、大挂钩。大方桌是我们晚上做作业的地方，我与两个表哥，初一初二初三，各一个，三面而坐，共用一盏油灯。另一边外公会来坐坐，忙了一大天，他有时会戴上老花镜，翻开他最爱的《皮五辣子》看上几页。有时空口搞一盅白酒，最多就一块月饼。外公会把月饼掰成四块，与我们三个共享。嗬，可真好吃。他就着一角月饼，喝一大盅洋河大曲。喝罢一抹胡子，把酒杯倒扣于酒瓶上，然后在我们头顶敲敲，就去东房歇息了。每隔半个月，喝酒之前，外公会校正一下大座钟的时间，上上发条、抹抹灰什么的。老家那一带似乎很崇尚大座钟，很多人家里都“配置”一台。大座钟报时很响亮，逢半点敲一下，逢整点则敲相应的时刻数。凌晨三四点，我在朦胧中被吵醒，听到睡不着的外公外婆在对话，“刚才敲了几下？三下还是四下？”另一个说，“四下还是五下？”外公耳朵有点背，他们的对话总是无效和多次的重复，听得我很愤然，烦恼中一翻身，又囫囵睡去了。

　　我对大座钟动过手脚。初三那年，我跟一位同班女生“飙劲”，那女生成绩也很好，我们轮流坐庄第一。她跟外婆家只隔条河，站在后屋的北窗户可以远远看到她家的灯。我晚上总留意看她家，如果她不熄灯，那我是绝对不肯上床的。但舅妈对我们有统一时间，差不多十点左右，就要赶我们上床，用不着复习那么久的，还浪费灯油。怎么搞呢，怎么才能比她多熬夜呢？我就偷偷把大座钟调慢一个小时。其实多出的那一个小时，又能看什么书，心里光顾着得意了，觉得我瞒过了所有人……那段时间，外公总就纳闷，这大钟是坏了吧，我天天上发条也不管用嘛，差点要驮到镇上去修。我死忍着不说，直到最后事发。

　　新屋里还有两只“洋团”，也是以“大”见长，长案两边各放一只，颇显气派。这所谓的洋团也是重要的农家器物，专门有外地人从河路运来贩卖。洋团的质地是陶瓷，色泽清亮，小口广肚，大的高约一米有五，最合适用来存放各种谷物，说是不霉不坏不生虫。但因其高大，搬运、清理、取用都不大方便。比方像我舅母，她身量娇小，要从这洋团取谷，总得要站起一只小板凳才能够得到。有次不知怎么的，她晨起取米做粥，脚下一滑，凳子踢翻，整个上半身就头冲下栽了进去，洋团闷气，家中人稀，她喊了许久也无人知晓，后来还是外婆发现，又喊外人来帮忙，总算把大洋团放倒，将舅母及时救出，有险而无虞。

　　对了，还有“大挂钩”。大挂钩一般固定在二梁，堂屋卧室皆有，用以悬挂各种东西，其功能类似于食柜或壁柜。一般到冬天悬以鱼肉，平时则挂四时点心。我们那里看望产妇或老人，喜欢送油馓子、脆饼之类，到春节前后走亲访友，则喜欢割上几斤五花肉，包上京果蜜三刀之类的点心。待客走后，家里大人都会把这些点心食物，郑重地高高悬于大挂钩上，小孩和小猫小狗都只能望钩空叹。

　　但我大表哥脑子很活，他策动了我和小表哥。趁家里大人不留意，让我们两个替他在下面扶着，一张椅子再垒上一张椅子，他摇摇晃晃地爬将上去，富有技巧地，尽量不影响整体观感，从外围抽取一根根的断馓子出来，我和小表哥在底下眼巴巴仰头望着，他一边摘一边吃，我们两个望风搭手的最后也只能落得一点残渣罢了。但最后若被大人发觉，真真假假地责骂下来，大表哥也是勇猛担当的，谁叫他是三个里头最大的呢，确实也逃不脱。类似的“偷吃”事件其实很多，我小表哥有次跟着我舅舅出门拜年，坐在自行车前杠上。车笼头下吊着两袋点心，当时都是纸包的，他伏在车笼头上，弓着背替自己打掩护，一只手从下面绕过，把纸包口拉松，从里面抽出京果，慢而小心地一枚枚偷吃。到了亲戚家，舅舅手中一提，感到挺不过意，怎么点心这样轻飘飘的，只有半包了。也亏得那条乡路不是太长。

　　盖了后排大屋之后，外公外婆养花种树更起劲了，院子里做出高低，安下巨大的缸盆，种荷花、茨菇，挨着院墙搭起葡萄架，还陆续栽起柿子树、桃树、梨树等若干果树。夏夜纳凉时，因为是暑假期间，舅舅舅母也闲下来了，大家还有闲兴演些小节目，舅舅又拉二胡又吹口琴。两个表哥则披戴个大脸盆，我披挂上床单，又演又唱。到中秋夜，则摆上果物点心，一家人团坐，看院外月头，大大地升起，实在是土味又踏实的诗情画意。

　　然而，外公外婆的衰老也慢慢地来了。我总记得老屋里冬天的日头。很冷，太阳光窄窄地投进堂屋，随着时间慢慢移动。外婆坐在木椅子上，外公坐在小竹椅上。他们膝上放着竹筛，在剥花生，或者剥玉米、捡黄豆。过一会儿，两人抬身，挪下椅子，再过一会儿，又挪下椅子，追随着那窄窄一道日光的照耀。花猫在他们脚下打呼噜，老母鸡在扒院子里的土，羊在附近的坡子上叫。哪怕只做最小的事情，两位老人差不多劳动到最后一天。1999年，外婆走了，87岁，2006年，外公走了，93岁。外婆被抬出老屋时，空荡荡的屋子里，当时也已85岁的外公坐着嚎哭，哭声在老屋回响。这是外公外婆亲手盖起的，又不断修整的70年老宅，他们养儿育女，迎来送往，生老病死。

　　前些年，舅舅舅妈退休无事，顺应着外公外婆以前的习惯，又把这排新屋升级了一次。地砖换成大理石，卧室换上木地板，屋梁加了石膏雕花顶，安了水晶吊灯，旧式蹲坑全都接通下水，贴上瓷砖改为即冲卫生间——有他们继续操持下去，我们就永远有个老屋、有个老家了。

　　舅妈舅舅跟我母亲一样，都是乡村教师，一到周末和假期，都得下地做农活。经常是我们晚上几个人在做作业，舅妈就在一边剥棉花果子，或是剁猪草，或是削山芋。我们的早餐十之八九都是山芋粥，刚出锅很烫嘴，我们急着要上学，都是端在手里迎风而立，一边大力搅动一边快速喝光，放下碗便冲到小路上往学校跑。秋冬的雾多大呀，跑到学校，经常是头发湿漉漉，裤脚湿漉漉，后者是一路野草上的露水。

　　舅妈嗓门很大，当年讲起政治课来，简直整个学校都能听到她的“咆哮”式启发。她现在头发稀疏，身形也缩了很多，跟她讲话时，我们这些从前的小孩，都需弯下腰了。有一年回去，发现舅妈一直保存着几个笔记本，里面工整抄录着当年的成绩登记表——我和两个表哥的排名，被舅妈用红笔小心地标注出来。多少年过去了，舅妈还留着三十年前我们的初中期末考分数，各门是多少分，年级排名多少。

　　舅舅的强项是讲几何题，很厉害，不开窍的学生也能一听就懂。不过我最记得的，是暑天里跟着舅舅“烫蚊子”，一种略带仪式感的事务。天将黑未黑，我们小孩先跑到所有房间，把蚊帐都齐齐放下来，然后舅舅端着带罩子的油灯，走在前面，像个引路人，几个小孩跟在后面。蚊帐里总是停歇着不少花脚大蚊子，他会钻到蚊帐里，把灯轻轻贴近蚊子下方，被那热火气一熏蒸，蚊子立即掉落进去。从前排屋子一路烫到后排屋子，五六顶蚊帐烫下来，灯罩子里一圈的蚊子尸体，有点残忍，也有点灭“四害”的快意。

　　前几年我们见面，舅舅跟我讲过几次，说他有个叫做《野葡萄的故事》要讲给我听，让我写下来，似有通往野史深处的意思。但后来几次见面，舅舅未再提起，他高血压，也有点脑梗，精神似也萎顿下去，寡言，易于感伤。好好地看着电视，会伤起心来。听我们谈到外公外婆，也会突然抽泣，肩膀抖动。几秒钟后，又会因为很小的事情而哈哈大笑。没有人跟他说话时，他佝着背坐着，双手拢在膝上，脸上一点淡淡的笑，长久地陷入他的沉默。如果把他安置到沙发上，他可以一直看电视看下去，如果有三个人，他也可以加入打牌，一直地打下去。

　　我所讲的老屋，在我的老家，江苏盐城东台。从出生到后来离开，我在她怀里一共呆了十四年。那里，有我关于人世间的最初滋味，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那样平静地裸露着，蕴藏着圆通与谦卑，悲悯与宽大，让我有所思有所苦又有所得。我早期的一批作品，诸如《逝者的恩泽》《颠倒的时光》《思无邪》《燕子笺》《操场上空的红旗》等一批乡村叙事，就是取自这段记忆和经验，它们有点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又一封的小说体情书。

　　出于某种敬与怯，我在小说里给故乡取了个名字：东坝。这相当于是东台的一个昵称，或者说一个笔名，文学之名。在东坝镇上，按照记忆或想象的样子，我再现那些苗禾、雾气、鸡鸣、街市，同时还安插了许多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与宿命，豆腐坊的凌晨劳作，木匠的工具包，赤脚医生的盒箱，牛倌身上的味道，生产会计的算盘，白面修长的裁缝宋师傅，整日里诲人不倦的乡村教师伊老师，因种植大棚西瓜而颠倒四时的乡人木丹等等……我的故乡，在我的小说里，获得了长久的作息与热闹。而我，似乎也可以一直在故乡的小说里，做一个童真的孩子。

　　然而，用老家的算法，而今我也足足的五十岁了。人啊，在哪里总会是个孩子，可又会强烈地感到时间？对，正是老家，正是故乡。这些年，像许多所谓在外工作的人那样，我多次地返乡，我看到一些变，也看到一些不变，遇到当年的少年伙伴，看到他们成了创业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也看到许多进入生命晚境的村里老人，在他们夹杂着咳嗽与烟味的讲述中，外面的世界像是神笔马良所绘，他们惊奇地看着，这里一笔，那里一笔……每回一次故乡，我都会更深地感到一种时间的重量，呼啸着，带着物质，也带着非物质，既沉甸甸，也轻飘飘，让我魂魄有动，更有种目力无边、风光旖旎之感。我知道，这是加载了四十年时间长度之后的分量，不独是我的故乡我的世界，而是更多人的故乡与世界，在时间与记忆里，岁月流金，凉热与共，作为一个年已半百的写作者，我想时间到了，可以写写从故乡和人们身上流过的时间了。正是源自这样的触动，我写作了比我以往所有小说都更见“时间”刻痕的长篇《金色河流》，这本书里有四十年的跨度，正是我从有记忆开始的，整个中国大地上意气风发的四十年，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正是这本小说的重要元素，它塑造着，宽容着，混沌着，也覆盖着，更替着。它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河流，循着这条长河，我们永远可以溯回到心灵深处的故乡，继而再次踏上通往辽阔之处的旅程。

　　（本期栏目得到译林出版社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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