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母亲住在乡下的大姐家。
前不久，我去大姐家看望母亲，正巧碰见大姐在家里织布。但见大姐双脚上下踩踏板，双手轮换梭子和机杼，动作轻盈美妙，如同弹琴。
母亲年纪大了，再也无力操作这台织布机了。她坐在一旁，痴迷地看着大姐织布。
“这是咱家的那台织布机吗？”我问母亲。
母亲点点头，笑着说：“就是的，它比你年龄还要大，用了几十多年了！”
我很惊讶地问大姐：“用了这么多年，这台织布机还能用吗？”
大姐满意地说：“可以的，很好用。”
当年，我家和爷爷奶奶、大伯家在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穿衣全靠奶奶和母亲婆媳俩纺线织布，手工缝制。每次织布，母亲都得向村里乡亲借织布机。那时候，庄户人家少有织布机，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为了解决织布机的难题，爷爷砍倒了门前那棵一人都搂不过来的洋槐树。那棵大槐树长了多少年，爷爷也说不清楚。他只记得小时候常爬上那棵大槐树摘槐花，做槐花麦饭吃。爷爷让做木工的小姑父用那棵大槐树做成了这台织布机。后来分家时，在母亲的要求下，爷爷将这台织布机分给了我家。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母亲纺线织布，感觉很神奇，总想看个明白。在那个年代，冬天农闲时，母亲便会纺线织布。晚饭后，母亲点起煤油灯，把纺线车放在炕头上，将弹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麻花一般粗细的长条，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小小的箩筐里。母亲右手摇动纺线车把手，纺线车便会飞快地旋转起来，左手拿起棉花条，轻轻地捻出一丝线头，在转动的轴头伸出的杆上一绕，然后慢慢往后拉线头，一条细细的棉线便缠绕在滚筒上。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纺线车发出嘤嘤嗡嗡的声响。听着这声音，我和姐姐们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一会儿便昏昏欲睡了。有时候，我半夜爬起来，看到母亲仍在不知疲倦地纺线。
纺好的线再经过好几个月的辛苦，母亲才终于织出了花花绿绿的布匹。那时候，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手很巧，将织好的粗布手工缝制成全家人的衣物。母亲织的布匹，家人穿衣是用不完的。父亲便把这些布匹拿到集市上出售，买回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
有一年夏天，全家人在地里收割麦子。母亲的上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已经有几处裂开了口子，裤子的屁股和膝盖处也有补丁，颜色不一。我看着别扭，便问道：“咱家有那么多你织好的白布、黑布、蓝布，你咋不做身新衣服穿呢？”
母亲笑着说：“夏天热，旧衣服穿着凉快。”
我说：“纺线织布不穿新衣服，留着新布干啥，能生崽子吗？”
母亲又笑了，说：“布不能生崽子，却能生钱。你和四个姐姐下学期的学费、家里的花销都指望它呢。”
织布就得有棉花。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父亲每年都要种几亩棉花。种棉花是很费气力的农活儿。棉花害虫很多，从小苗到开花，一直都有地老虎、金龟子、棉铃虫等在祸害，需要隔几天就要喷洒一次农药。那些年雨季多，棉株耐旱不耐涝，都长得又粗又高，但开花很少，棉花产量很低。父亲听说棉秆皮能卖钱，就等棉秆老后拔下来，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回家。在棉秆未干之前，全家人要将棉秆皮剥下来。三四亩棉秆，全家人齐上阵，废寝忘食地剥四五天，才能剥完。
棉秆皮装了满满一架子车，如小山包一般。卖棉秆皮当天，为了能够在一天里赶回家，父母亲和姐姐们一大清早就拉车出门了。父亲拉车，大姐在架子车前绑一条长绳，用肩头拉着绳子的另一头儿。母亲和二姐、三姐在后面推着车。他们五个人一起去县城的造纸厂卖棉秆皮，一路上舍不得花钱买饭吃，就带着干硬如石块的冷窝头，走将近十公里路程，才能到达县城。
等卖了棉秆皮回到家里，天也就快黑了。一车棉秆皮能卖两三百块钱。这对于当时我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我们不再穿母亲手工缝制的粗布衣服，都买漂亮的的确良、涤卡成衣穿了，家里也不再需要靠卖布补贴家用了，但母亲还是坚持纺线织布。等到我在城里工作后，依然喜欢在床上铺母亲织的粗布床单，它透气吸汗，睡在上面很舒服。
见我喜欢，母亲有时候也会纺线织布做床单，让我带到城里，说：“你用不完，可以送给同事或者朋友，别看城里人啥都不缺，但稀罕咱农村这东西。”
后来，母亲老得再无力纺线织布了，就让大姐把织布机搬到十里外她的家里去。这样，大姐也就继承了母亲的织布机，在空闲时纺线织布。
这次，我看到大姐织布技术娴熟，再看看白发稀疏、满脸皱纹如沟壑般，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母亲，百感交集。我抚摸着这台经历沧桑、边边角角都被磨得又光又亮、为家中做出很大贡献的织布机，思绪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