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青年导演田波花6年时间创作的电影《柳青》上映。尽管票房表现平平，但这不能否认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它作为专家传记片的特殊性。电影讲述了著名作家柳青扎根陕西省长安县（现长安区）皇甫村，观察并参与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故事。“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得先塑造自己”，这是柳青进行文学创作的方法，也是他身体力行地用写作参与“国家的创业”中的实践。距离柳青的时代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不断学习。这种财富，向内指向文艺创作，向外指向现实。就前者而言，扎根基层、深入人民的创作方式，值得当下乡土文艺创作者学习。就后者而言，柳青所处时代对合作化的讨论和探讨，对当下全面乡村振兴有重要启示。
柳青辞掉北京优厚的待遇，前往陕西长安县（现长安区）皇甫村进行文学创作，并在农村住了整整14年，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即与书写对象贴近、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完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这种创作理念也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电影的前半部分，具体呈现了柳青下乡的过程。1952年5月，他放弃《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的职位，降级到长安县（现长安区）挂职副书记。刚到皇甫村时，当地百姓看他西装革履的干部打扮，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觉得不是一路人，与此同时，柳青的创作也遇到困境。后来，柳青改变了自己的穿着和发型，并搬家到村边上的中宫寺居住，完全走进百姓之中，并与他们拉家常、交朋友，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也为他写出生动、引发群众共鸣的作品奠定了基础。正如柳青提到的那样，他的愿景是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革命的镜子，为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书写，当洞悉了生活的本质，要写的人物就天天在眼前，创作自然能够达成艺术的永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强调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提到了柳青的创作经历。正如电影中柳青说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但缺乏他们的声音，因此要跟农民住在一起，更接地气，写他们的故事。生活永远是作家创作的不竭源泉，只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创作的法宝。
柳青之后的陕西作家路遥也深受这种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通过《创业史》这种基于现实生活、来自于实践一线的作品，也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面临的重重困难，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其实，文艺创作者等知识分子深入基层的过程，也是合作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创业史》写作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这种互助合作的实践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对农民来说，公社不仅仅是关乎生产和经济，也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农民通过组织和互助去修建水利、发展教育，也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公社的合作模式也为吸引并接纳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铺就了良好的道路。电影把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呈现为两次较为强烈的小冲突，一是两个爱占便宜的农民在集体的厨房偷吃豆腐，另一个则是富裕农民要把已经入社的骡子偷偷拉到市场卖掉，这两次危机的解决都由柳青本人来处理，显示了柳青的双重角色，一是写《创业史》的作家，二是参与实际农业生产管理的基层干部。这两件事也体现了合作化运动除了组织、运营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对集体化生活的自觉，能否走出个人的私利、变成“大公无私”的主体。
回到当下，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也能看到在基层又出现了城乡融合、互助合作、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很多大学生选择下基层做驻村干部，用知识和科学来改变农村的状态，也有很多返乡青年把城市打工的“见识”和阅历带到农村，与农民一起探索致富与宜居兼具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成千上万像柳青一样的共产党干部返回到农村，与农民一起探索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当下我们正面临全球化挑战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当下城乡差距、实现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机遇期。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柳青》的公映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对于每一个回到农村、对农业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应该像柳青那样，不只是简单地投资或者扶贫，而是真正与农民融为一体，共同参与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这才是以人民为中心、艰苦创业的“创业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