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史资源是乡村在千百年的农耕文明、民俗传承、社会发展中积淀的宝贵财富，包括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方言俚语、民俗仪式、传统技艺、表演艺术、口头文学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资源不仅是乡村居民身份认同和情感寄托的载体，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乡村文史资源保护与发展工作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法律与制度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系统性保护机制初步建立，普查工作、名录建设有序推进，乡村文史资源日益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非遗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探索不断深化。但目前乡村文史资源的保护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保护机制不健全。乡村文史资源缺乏系统性保护规划和专门的保护方案，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保护责任主体不明确，存在监管盲区；保护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大规模修缮和长期维护的需求。二是普查和建档工作中存在认识不足、分类粗放、利用困难等问题。信息登记以抢救性保护、反映一般性情况为主，缺乏实证资料和特色细节展现。数字平台建设水平不足，缺少资料公开渠道和动态更新，制约科研机构、社会大众对文史资源的研究利用。三是专业人才匮乏。乡村非遗师徒相授、家族传承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发展需要，技艺培养周期长，职业认同度低，传承人老龄化、传承断代问题长期存在。同时，乡村文史资源管理机构兼职现象普遍，人岗适配度有待提升。四是开发利用模式单一，区域外影响力有限。部分地区对文史资源重经济价值开发、轻人文价值挖掘，导致村落建设、展馆布置、工艺品生产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造成文化价值稀释与资源浪费；乡村文史资源分布零散，配套基础设施薄弱，宣传辐射有限，未能形成资源合力。

　　对乡村文史资源应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不断筑牢其存续根基，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继续开展全域乡村文史资源普查和专项调查，充分挖掘乡村文史资源。以利用为导向，注重收集整理文物考察报告、非遗代表性实物等资料，建立多维立体的档案记录体系，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科学制定分类标准与评估体系，分类施策，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将乡村文史资源保护纳入乡村规划体系，编制专项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管控要求，实现资源保护与乡村建设的协同推进。

　　其次，要构建多元协同的保护发展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村民主体“四位一体”的保护发展体系。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打破行政壁垒；除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外，还需通过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同时设立专项保护基金，为博物馆、村史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长效运营保障。充分保障村民主体地位，在规划编制、项目设计、资金监管等环节广泛吸纳意见；通过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方式，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再者，要推动数字赋能，创新资源保护与传播方式。构建数字保护平台，利用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拍、虚拟现实等技术，对古遗址、古村落、农具、农业物种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建模和存档，实现资源的永久保存和动态监测。运用多媒体手段，采集传统语言、技艺、民俗等非遗样态，完整记录相关文化历史口述资料，全面保存历史细节。打造线上传播矩阵，建设乡村文史资源数字博物馆，抓住关键纪念时间节点，通过短视频、互动游戏等形式，讲解乡村历史文化，使资源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突破本区域。

　　此外，要强化人才支撑，提升对乡村文史资源的研究利用水平。在本土人才培养上，积极推动非遗课程进校园，将乡村风土文化、传统习俗等知识融入课堂互动，结合融媒体教材、在线课程科普乡村历史文化。加强对村民的系统培训，通过举办公益技能培训班、专家讲座、设立技艺传习院校等方式，培养一批乡村文化带头人、非遗传承人、乡村讲解员，让村民真正成为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中坚力量。在外部专业人才引进上，建立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长期合作关系，为资料共享、田野调查等学术活动开辟绿色通道，深入开展多学科视角研究、保护技术研发、人才联合培养等工作，促进学术研究成果与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互利共赢。

　　最后，要深化文旅融合，实现资源价值转化。一方面，立足各地文史资源的独特性，如结合山水肌理、生产生活空间、传统纹样，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推动乡村文史资源与农业、手工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在推动各地资源差异化发展的同时，要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关联，通过统一规划景点设计、统筹配套设施建设，将分散的乡村文史资源有机串联，形成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文旅线路，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