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是引领农业现代化的强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近年来，科技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各地区各部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5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超63%，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澎湃动能。
1月16日，2024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颁发。“黑土区耕地退化阻控与地力提升关键技术”获得科技攻关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总工程师贾仲君看来，是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通过有组织科研筑牢“黑土粮仓”的深厚积淀。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但近十年来却正在变薄、变瘦、变硬，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退化。面向黑土地高强度利用下的保护这一国家重大需求，2021年7月，中国科学院启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以“大兵团作战体系”快速集结起院内34家研究所、院外71家单位1400余人的科研“集团军”，打响“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科技会战实施三年以来，这支科研“集团军”构建起东北黑土地土壤退化评价体系与沃土定向培育技术，创建了耕地中小型侵蚀沟填埋复垦技术体系，创新集成梨树模式2.0、龙江模式、大安模式、辽河模式等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样板，取得的项目成果有力支撑了黑土地保护利用国家重大任务的实施，46项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和省级农业农村厅等部门主推技术，相关技术核心示范面积14.8万亩，累计推广近2.6亿亩。
引导优化农业科技资源布局，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科研力量联合攻关，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前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端技术模式集成、后端适用技术推广……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方面的指示愈发明确，就是要向体制改革要科技生产力，向创新体系要效能，来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需要，开展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有组织科研”，能够解决创新力量分散和资源“碎片化”问题，实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纵向上的有机联动与协同创新。而在横向上，明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的职责定位，将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力量布局，构建起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湖南是农业大省，坐拥良好的农业科技禀赋。在全国各地谋划新一轮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湖南先行一步，在去年9月制定出台“大农科院”改革总体方案，将省农业农村厅下属科研事业单位整建制划归省农业科学院，经深度融合、优化重组后形成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大农科院’改革直指农业科技领域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制约创新效能提升的痛点，以重塑体制机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领域部署，全要素统筹，将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有力提升全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说。目前，“大农科院”改革进展顺利，科研团队整合与学科优化正稳步推进，目标今年6月基本完成各项任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我国农业来说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与经济生产脱节的现象突出，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看似只有“一公里”的距离，跨越起来却并不简单，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谋划、破旧立新。
广东是较早探索“科企合作”，并跑出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度”的省份之一。其所打造的“华农温氏模式”，以“人的引进”实现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和企业技术实力的增强，被誉为我国农业领域高校与企业紧密合作的一面旗帜。
1992年10月，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的前身簕竹鸡场与华农动物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华农”）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学院以10%技术入股，与温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首创高校持股加盟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先河。30余年来，双方的合作层次逐步提升，合作内容不断深化。2003年禽流感疫情暴发，华农投入技术、温氏出资创立了大华农公司，研发生产禽流感灭活疫苗，为广东乃至全国抗击禽流感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双方合作完成的体细胞克隆猪成功诞生，填补了广东在该领域的空白。温氏也从1992年产值3000万元的养鸡场，发展成为以养猪、养鸡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24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贵州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入手，自2022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启激励农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揭榜挂帅”行动，围绕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设置榜单，号召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主动“揭榜”，将“解题”高招送到农民手中。
在“揭榜挂帅”机制的牵引下，贵州省农业农村系统与农技推广系统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3年时间实现粮油持续增产，2024年粮食单产提高2.5%，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升显著。截至目前已发布“水稻增产8%以上高产示范”等基础性示范服务榜单195个，“玉米百亩方平均亩产800公斤”等创新性示范榜单412个，共吸引7426个团队踊跃“揭榜”，完成5.7万余人次基础性示范服务、243余万次技术服务指导，解决16余万个生产难题。
宁夏则借助金融支持，创新探索科技成果拍卖机制，让科技成果以公开叫价竞购的方式接受市场检验。
日前，在宁夏农林科学院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成果拍卖会上，奶牛养殖粪污生物强化处理技术等4项技术成果和小麦“宁春69号”等6项作物新品种参加了竞拍。经过激烈竞价，这些科技成果最终全部被企业“相中”，总成交价达到331万元，溢价率达到25.4%。
“把成熟度高、应用前景广阔的农林科技成果像古玩一样进行拍卖，可以说真正打通了科技成果迈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让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高效对接、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宁夏农林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才是强国建设的第一资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而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指挥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人才评价改革作出部署，强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眼下，各地对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一个个灵活高效的人才评价机制接续涌现，不断释放着农业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
凭借节水抗旱稻品种“沪旱1516”的推广，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以下简称“基因中心”）的王飞名从一名普通副研究员“破格”聘上应用研究类人才一级岗，享受研究员待遇。这一切，得益于基因中心推出的全新人才分类评价机制，不再“唯论文”，而是根据科研类别设置各不相同的评价指标，激励科研人员各展所长。
根据改革，基因中心针对基础性工作、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服务共四类科研人员设置了可量化且多维度的分类评价指标。例如对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着重考察他的原创性成果的创新性及学术影响力；对应用研究人员，重点评价品种及技术的应用成效；对科技服务人员，则强调科技服务成效、成果转化效益以及科普影响力等。
“我们打破了原有的以‘职称定岗’设置，从以‘帽’取人，到以绩择人，打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赋予高技术人才更多话语权，鼓励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实现人才优势向科技创新优势的转换。”基因中心副主任刘鸿艳说。
与基因中心试点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类似，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也在推行以“代表性成果”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机制。作为全国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这项改革重点考量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实用性，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以期逐步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做真学问”的评价制度。
值得关注的是，基因组所还是我国首个全面实行“预聘-长聘制”的农业科研院所，予以预聘人才5年至6年的稳定支持，鼓励他们心无旁骛地开展科研。预聘期结束后实行独立严格的国际小同行评价，确保优秀的人才获得长聘岗位。目前，基因组所已有3名高层次人才通过长聘考核，被聘为终身研究员。
阮珏是基因组所的一名研究员，也是农业基因组学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队针对全球最新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开发算法和软件，经过“预聘-长聘制”的6年考察，40岁出头的他获得了长聘席位。在阮珏看来，没有了频繁的各种短期考核，他可以一心一意按照个人兴趣和长期计划来搞科研。稳定的岗位、良好的职业预期，让他在科研工作中感到十分踏实。
营造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的“软环境”，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为人才“松绑”，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