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工作如何以新担当新作为成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这一命题还需要从健全农村社会工作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路径规划等角度深入探讨，本期对话邀请孔祥智、张和清、张卫华等专家和基层干部就农村社会工作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孔祥智：社会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作用是促进乡村和谐稳定。农村社会工作在调解乡村矛盾、化解基层纠纷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扎根基层强化群众服务，满足农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农村社会工作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实现多方共治和资源整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促使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张和清：社会的重要含义是社会心理链接的共同体，社会工作是在做人的工作，其核心在于帮助个人和群体解决社会问题。农村社会工作的作用是把乡村组织起来，通过凝聚人心真正做到把乡村变成我们的乡村，将社区变为我们的社区。通过“软件”建设起到对乡村振兴宏观工作拾遗补阙的作用，以对人的推动、帮助促进原本村子里相对分离的个人进一步团结起来。比如精准化识别，通过画家户地图，挨家挨户地评估每个家庭、个人所面临的生存、生活与发展问题，帮助他们立身立业。一方面，社会工作要推动社会心理支持，不是简单地在物质上和行动上“送温暖”、发补贴，而是要为受帮助人群带来心理层面和精神面貌的改变。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志愿合作把人组织起来，推动农民凭借内生力量改善生活，破除农民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依靠集体的力量实现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社会工作还有一项功能就是推动党的理论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落实到具体实践，不仅做到疏通政策理解，还能够灵活运用。此外，社会工作带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多的城乡合作、帮扶模式让城市重新认识乡村，也让乡村充分发挥优势。因此，通过农村社会工作在个人和家庭层面、群体层面、村和社区层面，以及政策实践这四个层面工作的组合，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群体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带来整个村庄在精神面貌、团结一致方面的改变，把安居乐业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导村（居）民互助，培育志愿者队伍，有意识地引导服务对象发展为社区志愿者，激活社区公共活动空间，推动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孔祥智：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形成了主要包括行政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类社会工作等共同发展的格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组织体系主要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共同参与，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网络。首先，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负责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监督管理。随着党全面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各类社会组织，如社区服务中心、志愿者协会等，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工作，提供多样化服务。这些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深入农村，提供专业化服务，如心理辅导、社会救助等，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为健全体系发展，应从以下五点着力。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和权利，为社会工作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对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三是促进多方协同。建立政府、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和社区居民多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四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财政支持，确保各项服务的顺利开展。五是强化监督评估。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确保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张和清：当前社会工作组织体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市场化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到社区和农村；另一种是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体系，由政府直接搭建，根据人口数量配置服务场所与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社工直接由乡镇聘用和管理，体现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体责任，更紧密地整合基层政府、社区的政策资源优势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例如广东省全面实施了“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以下简称“双百工程”），将原乡镇（街道）聘请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整合为“双百”社工，面对面、零距离向群众宣讲兜底救助政策，提供政策落实、心理疏导等服务。截至2023年底，广东省已建成1631个乡镇（街道）社工站、9218个村（居）社工点，配备2.8万名社工，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困难群众家中。

　　下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组织体系健全发展，一方面是要从高位推动，由中央和各地党委政府统筹建立协调机制，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确定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是强调驻村守居，要推动服务中心、服务站进入乡镇、村（社区），通过社工站和社工点的分级建设，推动兜底社会工作服务。从实务模式来说，社会工作者开展具体实践，还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亲自看到农村社会中存在问题，“脚画地图”主动发现、精准识别服务对象，“量体裁衣”确定介入方法。二是要实现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入户率100%，前置解决因制度性安排导致的“悬崖效应”问题。三是遵循社会工作实践的中国特色，使政策实践、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和专业人才成长培养共同发展，推动更契合当地社会文化的专业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一支本土化的专业社工人才队伍。

　　孔祥智：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同时也面对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难题。一是人口流失与老龄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心化”问题逐渐显著，对相应社会工作的需求突出。二是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村级组织在资源、人员和管理能力上存在短板，难以满足现代社会治理需求。三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匮乏。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且服务质量和覆盖面有限。

　　一方面，要加强新兴领域的社会服务。针对数字农业和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社会工作需为从业人员提供支持，例如技能培训和销售渠道拓展。针对大量涌现的农村电商企业、服务型合作社等，农村社会工作需提供监管和支持服务，大力发挥集体经济、供销合作社等组织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关注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为灵活就业者提供社保和劳动保障支持，探索提供职业培训和心理支持，帮助其融入农村社区和稳定就业。

　　另一方面，针对性解决当前问题应从以下四点入手：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二是培养专业人才。加大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力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提升服务质量。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社会保障服务，特别是加大对老年人、儿童及困难群体的支持。四是推进社区参与。支持发展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鼓励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整合资源，推动农村社会工作资源的充分利用。

　　张卫华：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部分山区农村普遍存在年轻劳动力外流、人口老龄化、幼龄化的新问题，乡村振兴机遇与挑战同在。同时，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和人才体系仍在建设和完善，市场中的养老服务机构良莠不齐，有效的监管体系尚未确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是做好人的工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重点群体生活得更好。

　　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为例，沙县小吃产业的发展给农村群众带来了经济收益，但同时也滋生了儿童教育缺位、老人陪伴缺失、婚姻矛盾滋生等乡村社会问题，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人群提供关爱服务是当前农村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决这些突出的农村社会问题，我们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爱“三留守”群体。广泛动员社工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爱心妈妈、慈善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参与；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通过“政府补贴+社会参与”的形式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养老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对一”服务；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的作用，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村妇女提高就业竞争力，鼓励农村妇女参与乳腺癌、宫颈癌“两癌”筛查，帮助困难妇女申请补助资金等。二是提升群众卫生健康水平。当前农村面临医疗资源短缺、人才不足、服务水平不高，特别是针对慢性病患者的公共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等情况。近年来，我们通过扎实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推进分级诊疗、推广精品中医特色服务，开设血透分中心，打通了农村慢性病患者就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以家庭签约服务为抓手，推动总院挂包专家、分院医务人员等医疗人才下沉服务，实现重点人群百分百签约，推动疾病预防关口前移。

　　孔祥智：农村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要从政策制定、人才培养到基层服务网络的完善和服务主体的协作多方面自上而下地进行全方位布局。首先是加强政策保障与激励机制建设。通过政府制定并完善一系列政策，如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农村社会服务岗位等，引导和激励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社会工作，增强社会工作岗位的吸引力。其次要重视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通过开展定向教育培训，与高校合作设立专门面向农村社会工作的课程，并通过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定期提供在职培训，确保社工具备专业知识和实务能力。同时，鼓励本土人才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帮助他们融入当地需求，建立长期的培养机制，鼓励专业人才返乡服务，有助于形成一支了解农村、熟悉农村事务的本土化社会工作队伍。最后，要完善基层服务网络与多方协作。一方面，在乡镇和村级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增强其在农村的服务能力，确保农村居民享有更便捷的社会工作服务。另一方面，形成“政府+社工+社会力量”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资源整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共同构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服务的覆盖面和多样性。

　　张和清：当前，做好农村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设，首先要保证人才队伍能够在一线落地生根，通过“点”的建设确保社会工作者以及协同督导者驻守村（社区），与基层无缝对接。其次，其构建方式与实务模式要保障专业性，落实协同督导、课程开发和骨干网络共学、核心示范点等方式，同时基于当地人民群众这些服务对象与主体的诉求与方式，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本土化，在实践中不断开发专业模式。广东的“双百工程”有两支队伍，一个是驻村（社区）的社工，另一个是政府聘用的专职督导，每个督导负责4~6个站点，指导社工工作，既要解决社会工作的专业问题，也为大量的社会工作者提供情绪和心理支持。在人才选用上，随着社会工作项目化运作逐渐向嵌入性体制方向转变，社会工作者也应当参照公务员招考模式，通过统一招录，把有专业度、愿意扎根乡村的优秀人才就近选聘到乡村的社会工作岗位，受乡镇政府统一聘用与管理。同时，岗位上社会工作者还需要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与工作水平，既要加强培训，也要以专业督导监测机制对其工作定期督导评估。

　　张卫华：当前，农村的新就业群体主要有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护工、保安、月嫂、网络主播等，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沙县以小吃闻名，夏茂镇是沙县小吃发源地，目前外出从事经营沙县小吃人员近2万人，占总人口比例42%。如何做好从事小吃上下游产业的这些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工作，一直是夏茂镇的重点工作。

　　从实践方法来说，首先对新就业形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开各方渠道，收集新就业群体关于基层治理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将新就业群体工作纳入区域工作整体谋划。我们在俞邦、长阜等村设立了近邻之家等新型群众议事平台，依托基层活动，广泛收集新就业群体的意见建议。其次，将新就业群体党员教育管理纳入行业党组织、平台企业、农村党建工作，一体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员、平台企业党建指导员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通过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等方式，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例如，针对从事外出小吃经营的人员，我们坚持将组织建在产业上，将流动党员纳入小吃驻外党支部、平台企业或户籍村党支部，建立“一对一”“一对多”跟学机制以及党建指导员常态化联系机制，一体推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引导流动党员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再有，将社会工作实际落实到对人的暖心服务上来。依托区域化党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工人驿站、购物优惠等暖心服务。

　　孔祥智：总体来看，有效引导新就业形态与群体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一是要加强党建引领，提升组织凝聚力。在新兴领域和新就业群体中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通过建立行业党组织、联合党组织等形式，将新经济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纳入党的组织体系，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二是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制定和完善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政策，明确其劳动关系，确保其享有基本的劳动权益，如社会保险、职业安全等。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及时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合理诉求。三是提供多元社会服务，满足群众实际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等平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充电、就餐等基础服务，解决他们在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同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教育等活动，提升其职业素养和安全意识。四是鼓励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如担任兼职网格员、志愿者等角色，利用其职业优势，协助社区开展治安巡逻、文明宣传等工作，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

　　张和清：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也是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的实际手段。本身基层治理中政府工作人员受职务事务所系，人力精力有限，多数情况下难以做到“一对一”地解决群众遇到的各类复杂问题，兜底民生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两个政策实践“最后一米”难以通达。而对群众来说，社会工作者与他们相处的时间更多，问题和意见也更容易通过社会工作者得到及时反馈。社会工作者深入农村社区，充当了基层政府“一双眼”“一双腿”“一双手”的角色，了解当地资源分布和需求状况，将分散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集中起来。前面也提到，农村社会工作者通过构建和完善农村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邻里、社区组织等，为农村居民提供情感、物质和信息服务。这种网络的形成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为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成为农村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而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倡导和参与，农村社会工作者能够推动更加符合农村实际需求的政策出台和实施，从而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中的制度性障碍。

　　孔祥智：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是当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项紧迫任务。从总体来看，基层减负工作应把握好五个方面的要点，一是优化权责配置，确保权责匹配。基层治理中，需明确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边界，避免责任下放过程中的泛化现象。同时，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将相应的权力和资源与责任一并下放，确保基层有权力和资源支持承担的工作。二是精简督查考核，减轻形式负担。在基层治理中，各类重复性督查和考核往往加重了基层负担。精简和整合这些工作，聚焦实绩考核，减少对形式和痕迹管理的依赖，可以让基层工作人员有更多精力集中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工作推进，避免因应对督查考核而出现的形式主义。三是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升治理能力。针对基层人手紧缺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定期培训等方式，充实基层队伍。同时，通过合理的薪酬和福利激励措施，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素养，使其更好地应对多样化的治理任务。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治理平台，可以简化行政流程、提高沟通效率，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重复劳动，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效率。信息化手段不仅能减负，还能提升工作透明度和治理水平。五是建立长效减负机制，强化反馈机制。建立和完善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和优化减负措施来防止形式主义反弹。设置反馈机制，畅通基层干部表达实际困难的渠道，确保上级部门能及时调整和优化治理措施，形成上下协作的减负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