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各地大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乡村建设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布局之一，需要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乡村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完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如何科学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要把握怎样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乡村建设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工程？在推进的过程中又应避免哪些误区？本期对话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进行探讨与分析。

　　李小云：当下的乡村建设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展开的乡村建设。首先，要从全球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原发和后发现代化国家如英国、日本等，大多遵循了现代化的经典路径，在长达一两百年的过程中，先农业革命再工业革命，先城市化再逆城市化。如今，我们没有一两百年的时间，现代化需要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进行，让乡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发展，而不是在乡村完全衰败后再发展。因此我们要走城乡融合发展并联式的新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城市化率逐步提升，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城乡关系已逐步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阶段，当下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正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实践。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注重城市和工业发展的现代化造成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并引发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文化等多方面的衰落，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因此，推进乡村振兴、补上中国式现代化短板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再次，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不仅引发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推动乡村功能的变化。乡村正在由以往粮食生产和村民居住相对单一的功能，向确保粮食安全、涵养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发展新的乡村经济等多元功能转化。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薄弱、缺乏人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新功能的挖掘和多元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农民视角的乡村建设从本质上讲还是如何通过现代化帮助乡村和农民赶上现代列车的问题。小农依然是我国农业的长期性特征，乡村绝对人口数量庞大，小农及乡村人口的生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乡村建设，将乡村有机地整合在现代化进程中。

　　李小云：中央关于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是在新的语境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要关注村庄建设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政策含义，避免将乡村建设简化为单纯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或产业发展的工具主义倾向。

　　但是，不少地方把乡村建设与建设村庄等同起来，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一方面，村庄是乡村居民的物理居住空间，也是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工作单元，因此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自然离不开建设村庄，乡村建设的具体举措都需要在村庄层面展开；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价值目标、政策含义和实践范畴远远超过建设村庄。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确保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治理，挖掘和弘扬农耕文化，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我们不能把乡村建设简单搞成只在村庄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盲目投资，而应该按照政策的具体要求、发展的具体需要有序推进。

　　李小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数量和乡村人口逐渐减少，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6.2%，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城市化率将会继续提升，这意味着现在很多村庄，尤其是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困难、人口比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村庄，都有可能逐渐消失，即便是存留下来的乡村，乡村的社会功能也会越来越弱，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乡村的稀缺性和“逆城市化”趋势已经出现，回归乡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我把这种趋势称为“建设乡村”的现代化。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各种类型的“百村建设”“千村建设”等计划，这些计划在开展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过去重视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在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的历史欠账很多，规模庞大的村庄建设计划很难有相应财力支撑。

　　在这种背景下建设村庄，需要按照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城乡人口变动的总体规律，以及村庄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来展开。首先，要充分发挥乡村已投入资源的作用，按计划逐步进行改造提升，避免盲目通过行政指令确定不切合实际的村庄建设数量目标，搞村庄建设“锦标赛”。其次，要合理利用乡村振兴的资金安排，着眼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一定要顾及乡村的独特优势，并且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回乡，共同建设乡村。

　　李小云：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涉及社会公共服务及乡村治理等一系列内容，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发展水平不同，乡村建设不可能全面一次性推开，需要一些先行先试的实验。因此，先建设一部分能够站得住、立得响的实验村和先导村，总结出成功和失败经验是有必要的。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实验村和先导村村庄建设的数量，避免铺大摊子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一个地区村庄建设的悬崖效应。另一方面，要严格制定这些实验村先行先试的目标和内容，并对先行先试的措施进行系统追踪和研究，以及严格的考核评估，明确这些先行先试的总体目标是什么，需要取得哪些成果。

　　举例来说，我们在云南昆明市的6个村启动了“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在昭通市的3个村开展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实验，在曲靖市的6个村推动了乡村建设先导示范实验，探索出了一个中心、四个主体的机制，即以农民为中心，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经营主体、受益主体，这些探索都对云南推动乡村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为各地探索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以昭通大苗寨为例，首先建立村集体控股的合作社，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市场经营主体，既可以对接资源，又可以对接市场。其次按照市场的薪资标准聘用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帮助农民经营乡村的产业和新业态。大苗寨的大学生乡村CEO底薪为5000元，这名CEO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带领村民团队经营村里的民宿、咖啡厅、餐厅、烧烤长廊、亲子乐园等新业态，为村庄创造了300万元的营收。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合作社成了农民的资产管理公司，农民成了真正的“董事长”，而公司雇佣的乡村CEO作为“高级打工仔”，又弥补了农民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的短板。有了农民的市场主体与为农民服务的乡村CEO，就避免了农民的资产被资本廉价收购以及农民资产增值收益流失的弊端。

　　无论是发达地区的浙江，中部地区的湖南、安徽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等，都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但都不能因为试点的成功就盲目扩大规模，而需要以总结经验为主，通过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乡村发展的现状，严格控制政绩观推动的乡村形象工程建设。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乡村建设不能只关注硬工程的建设，应聚焦软机制的探索，特别是以农民为中心的机制，从而避免乡村建设项目沦为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李小云：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需要科学规划，规划先行是推动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目前很多地方动员干部下乡搞规划，或者花重金请专业团队开展各种各样的村庄规划，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乡村建设规划是指一个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产业发展的规划，当然也包括基础设施的规划。在现实中由谁来做规划，如何做这样的规划，并不是派几个干部、聘请几个设计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乡村建设规划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基于城乡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和理解乡村的社会文化，做出动态分析和科学预测，这是乡村建设规划的总体框架。

　　其次，当把乡村建设落实到村庄建设的时候，需要根据城乡社会人口发展规律，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目标，建筑结构与功能，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按照总体发展规划的要求进行，合理布局安排村庄层面的生产、居住、公共服务等。每一个村庄的规划都必须与县域内部、乡镇内部总体空间和经济社会功能的布局规划相一致，不能单独就村庄而规划。

　　再次，村庄是人居、生产长期互动形成的有机体，农民既是乡村的主人，也是乡村的“规划师”，乡村建设尤其要注重农民的主体性，充分挖掘乡土智慧和知识。村庄建设应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强化乡村治理和村规民约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对需要提升改造的村庄，本着微改造、精提升的原则开展工作。干部下乡搞规划、设计师进村协助搞规划也都应该基于现状，尤其是需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大拆大建，也不宜搞大量的“新村建设”，更不能为了经营搞农民出村上楼。

　　根据我们的实践，在昭通大苗寨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动员干部和村民的力量，村内的景观、各种庭院，甚至有特色的乡村咖啡店，以及民宿都充分发挥了“农民工匠”的智慧。村庄的具体建设工作当然也需要专业人员的投入，需要指出的是，外部专家的工作需要与当地干部以及村民的智慧与知识相结合。

　　村庄规划既要有乡村性，也要有时代感，更要有未来的使命感。建设乡村也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建设能留得下来的未来乡村，强调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但不能走极端，乡村也是为了全社会而建，要做到留得住村民，也能吸引城里人，这就需要在村庄建设的规划中充分体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李小云：最近几年，各地把建设村庄当作落实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但是也有地方出现了村庄的硬件建设很好但忽略挖掘乡村新功能和经济价值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建设了不少村庄，投资很大，但到村里一看空空荡荡。很多建得很好的民宿很多年都没有运营，这样的村庄虽然基础设施建得很好，村里的房子也盖得很好，但社会公共服务没有得到改善，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提升，乡村里也没有形成产业，这样的村庄建设就成了“花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建设出现了三个脱节。一是村庄的建设与发展产业脱节；二是乡村的建设工作与乡村的经营工作脱节；三是乡村的建设工作与管理维护工作脱节。这三个脱节的核心是建设乡村与经营乡村的脱节。

　　如今乡村的多功能性开始出现，乡村的相对价值不断凸显，乡村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技术景观，城市群体的消费偏好为乡村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这些都为乡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条件下，乡村建设必须与乡村经营相结合，在发展乡村产业中让农民受益。

　　首先，经营乡村要充分挖掘乡村的各种资源。通过在村庄建设各种能够产生收入的新业态，如餐饮、民宿、儿童研学娱乐、老人康养等设施，实现乡村的经济价值。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河边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民族特色资源发展自然教育、小型会址、冬季短期康养等新业态，不仅实现整村脱贫，也使农民收入逐年提升。

　　其次，推动乡村经营需要建立起农民为主体的运营机制。通过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或公司，将乡村的各种闲置资产盘活，确保乡村的收益留在农民口袋里，留在集体经济账户里。昭通大苗寨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发展新业态，实现营收400多万元。

　　再次，通过鼓励农民经营新业态，培养农民成为兼业型现代农民。例如大苗寨村民朱云慧利用村集体的发展产业资金，将自己的闲置房屋建立了精品餐厅，实现了年收入10多万元，成了既会经营餐饮又会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民。这样来看，农民既有了资产性收入，也有了经营性收入，成了乡村经营中的主体，这也是在新的语境下推动小农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最后，经营乡村需要对接市场，解决农民作为受益主体的问题以及乡村缺乏经营人才的问题，使经营乡村可持续。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实践，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在昆明、昭通、曲靖、西双版纳等多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中，引入了一项重要内容，即通过市场来招聘和引入乡村资产经营管理的专门人才。例如，在昆明雁塔村，实验按照城市企业招聘的标准，高薪吸引高学历、有经营经验的青年人才进村成为乡村CEO，为集体公司服务，制定新业态的经营方案，策划各类经营创收活动。在实验的前一两年，由政府实验经费支持乡村CEO的基础工资，待业态逐渐成熟，集体公司可以自负盈亏时，就由集体公司支付乡村CEO的工资和奖励。雁塔村的乡村CEO不仅帮助村庄完成了闲置资产盘活的工作，策划了村里的各种新业态，让农民增加了资产性收入，还推动集体公司很快代替政府来支撑乡村CEO的工资发放。

　　总的来说，经营乡村的核心是产业，而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又取决于市场需求，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于乡村的多元价值和功能，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康养等新业态，这是调动城市动能、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实践。当然，不能所有的村庄都搞千篇一律的农文旅，各地要考虑到经济社会的需求，充分挖掘三产融合的市场潜力，推动“一村一品”甚至“一户一品”。同时，经营乡村同样需要关注如何经营现代农民，不能一讲经营乡村就是搞几个餐馆、民宿，业态同质化会造成投资浪费，也会影响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经营的积极性。在乡村产业开发和乡村经营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成为直接的市场主体，让小农自身的现代化随着产业的现代化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