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位于贵州正安县吉他文化广场的吉他雕塑。　赵永章　摄

　　②田飞（中）和薛军（右）带领“安派”乐队正在演出。　赵永章　摄

　　③正安第一支留守儿童乐队在家里合练。　冯克　摄

　　十年前，刚来到正安打拼的湖南人田飞，在一家音乐培训机构上班，晚上有时间就到酒吧驻唱。一次，当他身背吉他包搭乘出租车转场时，司机热情寒暄：“哎呦，这么晚还去钓鱼啊？”十年后，站在贵州省正安县吉他文化展览馆，背靠一整面墙的藏品级吉他，已在县里负责吉他产业宣传推广工作的田飞，向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恍如隔世。

　　也是十年前，离家闯荡16年的郑传玖，被当时县领导的“三顾茅庐”所感动，硬着头皮把广州黄埔区的吉他厂搬回了老家正安，播下了正安吉他产业“无中生有”的第一颗种子。十年过去，吉他产业在这里开枝散叶，年产销600余万把，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60亿元，全国五把、全世界七把吉他里就有一把是正安出品。

　　再往前追溯十年，大学毕业后在贵阳酒吧跑场的摇滚吉他手薛军，不可能想到18年后，他会站在老家正安县政府的食堂，手把手教43位县里的领导干部弹吉他；也不会想到在县统计局工作十几个年头后，他被调入“吉他文化推广专班”，接续从未泯灭的“摇滚梦”。

　　这些人的命运因为一把吉他发生改变，也因为一把吉他产生交集。现在，这些人又在忙着同一件事，让这把吉他影响正安一城之人，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计，还是精神层面的生活。但，以产兴县易，以文化人难，从做吉他到弹吉他，远不是一字之差那么简单。

　　2019年全国两会，在“长枪短炮”的注视下，人大代表郑传玖抱着公司自主研发的百斯卡吉他，用粗壮的手指不那么熟练地自弹自唱起田飞改编的《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小吉他，精心巧制作，脱贫全靠它……”

　　出现这一幕，还要从一年前两会分组审议时说起。当时，郑传玖拿着一把吉他，激情十足地讲起正安吉他产业，与会领导问他：“你讲起吉他来头头是道，能弹一曲吗？”老郑顿时脸红了，做了几十年吉他，他还真是不会弹。大家笑了，老郑却下了决心：说什么也要学弹一首。

　　倔强的老郑把面子“原地”捡了起来。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像极了当年初中毕业怀揣着改变命运梦想出走他乡的少年郑传玖，也像极了十年间从打包装的小工干到熟练掌握186道吉他制作工艺的吉他厂长郑传玖，同样像极了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压力把吉他厂迁回老家正安的吉他大王郑传玖。

　　1987年2月26日的《贵州日报》头版记录了一个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故事：以遵义市正安县组织“300娘子军”南下广东番禺务工为标志，贵州省开始有组织地向沿海发达地区输出农村劳动力，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拉开了序幕。

　　正安县地处贵州北部，气候温和，雨水充沛，但地形上却很不给力——这里不仅以山地为主，还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再加上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使得正安不仅很难规模化开展农业生产，其他产业发展也受到限制，劳动力大批外流向沿海地区。

　　郑传玖和哥哥郑传祥也随着这股浪潮南下，进入广东番禺一家吉他制造厂，成为一名打磨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做什么工种都只是为了谋生，并没有什么区别。

　　靠着勤奋和坚持，从普通工人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再到生产厂长，郑传玖一步步成长起来。不但掌握了吉他制造技术，还学会了如何管理企业。凭着多年务工积累，能拼敢闯的两兄弟在广州一起创办了神曲乐器公司。

　　时过境迁，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和产业梯次转移，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着技术、资金和经验，踏上了返乡创业之路。正安也对游子们发出了邀请。2013年，县里派出招商小分队赴珠三角等地，吸引正安籍企业家回乡创业。

　　“我没什么文化但是胆子大”，这是郑传玖跟我们交流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即使胆子再大，稍微理性一点也很难做出回乡的决定。当时，正安的产业配套设施远没有建好，从广州迁到这个偏僻的县城，交通不便这一条就足以让企业原有客户作鸟兽散。那时候，县里动员了四家企业，其他三家都望而却步。

　　当时的县领导对郑传玖的“三顾”，让这个恋家的游子十分感动，而直接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是厂里所有乡亲的共同心愿。老郑到今天也忘不了，那些年春节，为了大家伙能一起从广东回家过年，他抱着被子在火车站的窗口排到凌晨三点给工友们买车票。

　　“工友们，大家在外辛苦了，我们回家吧！”当这个条幅挂在厂房上，郑传玖雇来三辆大巴车载着正安籍员工返乡再创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

　　但困难不会因为这份感动就绕道走了。“一个螺丝坏了，都只能等广州发货过来，流水线要全停掉，还有新员工的培训也需要时间和成本。”郑传玖咬着牙给客户们打了包票：一是绝不涨价，二是绝不耽误供货。就这样，他们一边搬家一边生产，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搬，最终把厂子搬回了家乡。

　　正安吉他产业的第一颗火种虽然微弱，毕竟点燃了。自此，利用乡友资源，正安先后引进了多家乐器生产企业，从2013年首批跟着郑传玖回乡的60多人，到如今带动了超过1.5万人的就业，保障了近7000人稳定脱贫。生产吉他的工厂及配套企业，也从十年前的0家发展到如今的126家，一出“无中生有”的好戏在正安上演。

　　是好戏就会被搬上银幕。2020年10月，以郑传玖两兄弟为原型的电视剧《吉他兄弟》在央视黄金强档播出，这也成为正安县将吉他制造产业向文化产业开拓的一个重要标志。陆续地，该县举办了正安吉他音乐节、中国吉他教学研讨会和中国吉他制作大赛等活动，促进了行业内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正安吉他文化的内涵。在第三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上，神曲乐器公司获得了工厂古典组最佳音质奖和最具性价比奖。

　　翻着手机朋友圈，郑传玖不无骄傲地给我们分享神曲吉他在国际上获得的诸多荣誉。但对于他来说，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项。带着我们在车间参观时，几乎每一名工人他都能说出家是哪个村的，以前在哪儿打工。而如今，因为他当初回乡的决定，让这些老乡再不用背井离乡。截至去年底，郑传玖老家所在的村民组，有4人在正安成立了吉他制造公司，70%的劳动力在本地务工，一半农户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说起这些，老郑黝黑的面庞就灿烂起来。

　　在郑传玖把吉他产业引回正安之时，薛军正在县统计局工作。一天，经贸局的人找他一起去考察刚刚入驻的吉他厂，薛军第一次见到郑传玖。当根本不相信正安会有吉他厂的薛军，看到展厅一大面墙吉他时，被震撼到了，“我虽然一直爱好吉他，可还是第一次同时看到这么多把吉他”。那一刻，薛军沉寂多年的摇滚之心重新跳动起来。

　　正安“吉他文化推广专班”坐落在吉他风情街，大门上“音乐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标语十分醒目。

　　当我们在这里见到薛军的时候，真是很难把着装打扮再普通不过的他和“摇滚乐队吉他手”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当他聊起吉他文化，金句频出、滔滔不绝时，似乎进入一种状态，眼睛里闪着光。

　　“吉他不同于一般产业，在这里工作的人，不仅要会弹吉他，更要会谈吉他。”进入吉他专班的大门，穿过一个吉他排练教室，楼上就是办公室，每个人的工位旁，都摆有一把吉他和一个谱架。

　　“我思考了很多”，提起在吉他专班的工作，薛军仿佛有一肚子话想对我们说。看得出，他眼里的光折射着一种幸福，而这幸福感来源于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正是从小以来的兴趣所在。

　　上初中时，在二叔的影响下，薛军开始接触音乐，学到了基础乐理知识。后来，班上转学过来的同学带来一把破吉他，第一次见到吉他的他拿起来拨了几下，说不清什么原因从此就迷上了。

　　没有老师教，他就买了几本吉他教学书自己练。当时“最喜欢黄家驹”的他进入了痴迷状态，每天放学后，不管不顾独自练习，进步很快。直到高三，面临高考，这才把练琴这件事停掉，下狠心把吉他打了个“封条”。

　　那时的薛军还从没见过电吉他，一次家里来的客人告诉他，在一个农户家里看到过插电的吉他，这让薛军既不相信又心痒难耐。忍到高考结束，他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路，找到了那个村民家。原来这人在广东的乐器厂打工，带回两把电吉他。薛军好说歹说借出来一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吃饭睡觉，他琴不离手。

　　“出高考成绩那天，我就是用那把电吉他的琴头去拨的查分电话。”薛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好意思地笑了。进入大学后，他省吃俭用，终于花了700块钱找到那个村民买下了一把新的电吉他。在大学，他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当起了主唱，还接过商演，毕业后甚至为了摇滚梦当了一年“北漂”。

　　可现实和家庭的原因，还是让薛军搁浅了梦想回到正安做了一名公务员，但心中那团火苗却始终未曾熄灭。当在郑传玖那里看到正安发展吉他产业的决心，薛军认定，自己对吉他的痴迷和摇滚的梦想有了新的载体可以去接续。

　　其实除了正安，在全国范围内不乏吉他产业园区，包括广东惠阳、福建漳州、山东鄌郚等等。但是，能把吉他产业园做成4A级景区的，只有正安。原因在于正安正在从制造吉他，到推动吉他工业、吉他文化、吉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吉他工业是基础，吉他旅游是效应，吉他文化则是灵魂。”薛军说，2022年算是正安吉他文化发展的元年。这个产业的特殊性和困难就在于，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只能自己去摸索，在专业思维和行政思维的“博弈”里曲折前进。

　　“吉他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是用来弹的。当我们把吉他产业叠加上文化的要素，以文化来反作用于产业，这样的模式确实很难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但一旦成形也就很难复制很难模仿也很难被追赶。”薛军说，要形成吉他文化，首先要把氛围做起来。

　　从2014年开始，薛军重操旧业在正安成立了乐队，在不同的活动中亮相，让正安人知道正安既可以做吉他也可以通过弹吉他来打造文化品牌。2017年，正安成立了名叫“安派”的“官方乐队”，薛军和田飞在这里“会师”了，他们几乎承担了正安对内对外所有的演出活动，逐渐把吉他文化搅热了。

　　“维也纳也不是一天就成为音乐之都的。”薛军说，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吉他文化发展的软环境，专班做了两件瞄准长远的事情。对内，和四川音乐学院合作，成立了“小小演奏家班”，从孩子抓起，培养吉他等乐器弹奏的人才和氛围。来教学的老师有博士也有外籍教授，“杀鸡用牛刀”更能造就高起点和宣传效果。对外，与北京迷笛等学校合作，积极吸引自由音乐人入住正安。县里盘活国有资产建了一百多套公寓，给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稳定居所便于潜心创作。

　　谈到兴起，我们鼓动薛军一定要弹一首。他有点害羞地拿起身边的吉他，紧紧弦钮，略作调音，弹起老鹰乐队的经典曲目《加州旅馆》，开头略显生涩，很快就渐入佳境，舞指如飞。

　　一曲终了，薛军感慨：“真是好久没有弹了。其实，摇滚更多时候就是一种态度，我现在已经撤出专班的乐队了，不过我觉得是把自己对吉他的痴迷放到了更大的层面去发挥。”

　　田飞当然也没闲着。与薛军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吉他爱好者，摇滚文化的“死忠粉”；不同的是，当下的薛军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吉他制造产业向文化产业的延伸上，而田飞更像正安吉他产业的“导游”，在对吉他文化的宣传上不遗余力。

　　“这家企业你们一定要去看看。”田飞说的这家吉他厂，有一个几代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娜塔莎。在这里，厂长李启旺带领团队研发了可循环再生的HPL新型材料吉他，打破了传统木质吉他的常规做法。这种材料密度高，发出的声音比较有力，同时具备水火不侵、环保、抗刮花、抗指纹等特点，便于保养、打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不同于郑传玖，李启旺十六七岁就开始学弹吉他，在做吉他之前，他是个吉他老师。事实上，吉他制作和吉他演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热爱音乐创作的李启旺与薛军一样，为了让梦想照进现实，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不能在音乐本身有更好的创作，我可以在产品上给更多音乐爱好者作贡献。”由于对吉他的发声原理更为了解，李启旺更知道怎么造一把好琴。

　　2019年研发上市至今，HPL新型材料吉他已卖出5万余把。在第三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中，娜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全竹系”吉他获得了最佳材料与创新奖。

　　在正安，一般的吉他，从激光开料、裁边、打磨到调音，要经过一百多道细致繁琐的制作工序。每一天，都有1万多名制琴工人、300多名专业制琴师傅、10多名顶级制琴大师忙碌在吉他生产一线。在生产线上，正安吉他的制作标准不可谓不严格，全都精确到“毫米”，而如果是订制的手工吉他，那就更讲究了。精良品质的背后，是企业在研发上的巨大投入，研发经费在企业支出中大多占30%以上。

　　流水线上一丝不苟，忙碌一天的工人们身心俱疲。我们见过不少流水线下的务工群体，工作之余的生活似乎总脱不开沉溺网络或者聚众打牌。而音乐或者说乐器，长久以来就被比喻成孤独中相守的伴侣，能够令流水线下的工人们在孤独中娱乐，在压抑中缓解。正安的吉他制作工人们，就这样在流水线下再次与吉他发生了关联。

　　李启旺的厂里就出现了这样一支乐队，它和工厂的名字一样，也叫娜塔莎。“我们的乐队跟专业的没法比，只是员工们平时一起玩玩，但是很开心。”装配部的吴太能说，他跟着李厂长学弹吉他，从零基础开始学了两三年。2020年，有同样兴趣的同事们一起组建了这支乐队。自娱自乐之余，乐队也参与了政府主办的公益演出，创作了《吉他的路》《娜塔莎》等几支原创曲目。

　　因为有吉他文化充盈了精神世界，从单纯生计到丰富生活，这份工作对于他们的意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厂里有不少人都能弹上两首。”李启旺说，“要他们在艺术修为上有成就可能不现实，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更要有音乐的天赋，但就这样练下去，至少能享受到艺术的熏陶，养成一种好的精神状态。”

　　“一开始很多正安人连吉他有几根弦都不知道，到现在不少人懂得欣赏，也有不少人练了起来。”田飞说，这得益于政府推进的吉他进机关、企业、学校、乡村、社区的“五进”活动。县级领导带头，他和薛军几个人在政府食堂教了大家2个多月，让每个干部都能成为既会弹吉他也会谈吉他文化的宣传员，正安的民间乐队也跟着兴旺起来。

　　夜幕降临，县城中心的吉他文化广场上，人们在巨大的吉他雕塑周围笑语欢声，除了司空见惯的广场舞队伍，这里的独特风景是不少人正操着吉他拨弄练习。如今，田飞背着吉他走在正安街头，绝不会有人再问他是不是去钓鱼了，也不会有人把吉他叫作琵琶了，正安也在一步步从“中国吉他制造之乡”转型成为“吉他之都·音乐之城”。

　　“嗵！嗵！嗵！”当鼓手李鹏飞敲出前奏的鼓点，吉他、贝斯、键盘跟上，六人乐队就在家里“燥”了起来。我们面前是正安第一支留守儿童乐队，2019年成立时平均年龄还不到12岁，现在孩子们已经是正安本土舞台上的小明星了。他们来自一个大家庭，而他们的启蒙老师正是薛军。

　　2017年，正安县里的电吉他老师还没有几个，当吴艳丽带着女儿杨玙轩和她的表兄弟姐妹们找到谦梦琴行，准备让他们学吉他的时候，碰到了这里的常客薛军。他建议孩子们不要都学吉他，多接触接触各类乐器再选择。杨玙轩和吴艳丽大哥家的孩子吴松念选了电吉他，其他孩子也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乐器，正好组成了一支乐队。

　　“希望肯定是在小孩子的身上，但能不能坚持的关键还是在家长。”薛军的这个观点在吴艳丽身上得到了验证。

　　走进吴艳丽家，客厅和卧室之间方正的7、8平方米成了孩子们操练乐器的空间，那里摆放着架子鼓、电子琴、吉他、贝斯和古筝。在家里练习有诸多限制，吴艳丽已经计划在家里装一间隔音室，好让孩子们放胆练习。

　　吴艳丽是一名幼师，在家里排行老七，兄弟姐妹几个都住在从斑竹镇旦坪村易地搬迁来的小区。除了她两口子，孩子家长们都在外地打工，吴艳丽也就成了这几个留守孩子共同的“妈妈”。

　　多年从事教育事业，让吴艳丽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兴趣培养和素养教育，也就有了带他们一起学乐器的初衷。几个孩子坐在沙发上，看起来都内向安静，可当他们拿起乐器，好像突然被赋予了一种自信的气质。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学乐器，贝斯手吴墨轩直爽地回答：“因为很帅！”

　　他们的乐队名字叫诚志，“诚实、有志向”。“首先是兴趣，孩子们喜欢，我们大人自然就会支持。”吴艳丽说。乐队主唱杨玙轩从小学就开始接触吉他，三年级在参加“千人吉他”表演活动选拔时，考虑到她个子瘦小，老师没让她入选。可小姑娘一直没放弃，就站在队伍外围跟大家一起合练，等待着机会。最后，有小队员因为身体原因退出，被杨玙轩这份坚持感动到的老师让她递补进来。

　　“学习音乐确实给孩子们带来了意志品质上的锻炼。”吴艳丽指着乐队年龄最小的“老六”李鹏飞说，“你们听他说说，他学了乐器后学习成绩也提升了一大块。”

　　李鹏飞有些害羞地低着头，声音低低地说出了一句“大人味”十足的话：“学了乐器以后，好像找到了一种节奏，大脑受到了一种刺激。”大家都笑了，他又把头埋起来。旁边的键盘手王怡婷插话说，学习压力能通过弹琴释放，左右手配合好像同时开发了左右脑。

　　“当时还有另外一家人也想让孩子跟着我学吉他，可家长担心耽误学习想放弃。”薛军说，“其实良好的兴趣爱好不仅不会影响学业，反而是一种助力，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堵不如疏，学音乐也是一种荷尔蒙的释放渠道。”

　　早在2019年，正安就启动了吉他“百千万”工程，拉开了培养百名专业吉他教师、组建千人吉他乐团、形成万人吉他爱好者队伍的帷幕，目的就是让没接触过任何乐器的人，都可以零基础入门，从吉他认知、学简谱、弹奏等多角度着手教学，让正安老百姓全方面了解吉他这门乐器。去年6月，“百千万”工程顺利结束，培养出的吉他教师队伍，如今成为正安县吉他演出及教学的“主力军”。

　　学吉他的风潮现在已经吹出正安。遵义市制定了“吉他艺术进校园”活动计划，鼓励各中小学将吉他纳入学校课后服务课程，目标是将遵义市建成全国美育示范区和吉他艺术交流城市。

　　“专业乐手每天练8小时，练个十几年才能上台。学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行，你就是到维也纳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登台。可一旦在这里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在代际间有了传承，吉他在正安就成为文化而不仅仅是制造了。”薛军说，“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文化土壤建立起来，有了土壤，就一定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东西。文化不是娱乐，音乐也有信仰。”

　　临近完稿，正安传来好消息，在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的15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中，作为贵州省唯一，正安吉他文化产业园位列其中。授牌通知这样写道：正安依托吉他生产制造产业重点打造的吉他工业、吉他文化、吉他旅游融合互促发展的文化产业功能区，成功走出一条“以产兴县、以文化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薛军们的畅想在一城人的努力下逐步变成现实，而此时我们脑海里最挥之不去的却是一位普通正安人讲述的一个镜头：以前，他空闲时间喜欢刷手机，孩子就跟着打游戏。可如今，当他拿起吉他学着拨弄琴弦的时候，孩子也就跟着拿起了自己的尤克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