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1981年，发生了由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客观上存在调查研究与“大包干”决策反复互动的历史现象。再次梳理这一现象，探究调查研究在“大包干”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当前做好调研工作、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安徽省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其进行的“大包干”决策，是由一系列渐进的决策组成：从曾经安徽省滁县地区（现滁州市）的“地委六条”到安徽“省委六条”出台，从推行“一组四定”到“包产到组”再到“大包干到组”，之后推行“包产到户”以及“大包干到户”。历次决策都始终伴随着调查研究活动。
回顾“大包干”决策，滁县地区“地委六条”的出现是第一个重要决策，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大调查”，1977年3月至5月间滁县地委组织394名干部组成115个调查组，历时近3个月形成135篇调查报告，综合形成《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六项具体措施，故被称为滁县地区“地委六条”，开启了滁县地区“大包干”的序章。1977年8月16日，在安徽任职的万里同志看到滁县地区“地委六条”后深受启发，决定开展“江淮大调研”。“江淮大调研”推动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安徽“省委六条”）的发布，并在安徽省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贯彻安徽“省委六条”的调研活动。安徽“省委六条”发布后普遍推行了“一组四定”，其显著不足是年终分配不联系产量。1978年9月的滁县地委“四干会”上，有3个公社分别介绍了自己抗旱自救的“秘密武器”，实质是联产计酬。滁县地委闻讯立即组织了3个调查组，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包产到组”，并开展试点。由于“包产到组”工序烦琐易错，以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队为典型代表的一些生产队，就把“包产”简化为“包干”，实行“包干到组”，即“凤阳大包干”。小岗村也是从“一组四定”到“包产到组”、再到“包干到组”的，1978年底突破性地实行“大包干到户”。通过调研，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得到滁县地委认可。1979年12月，凤阳县委办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引起万里重视，并于1980年1月24日亲赴小岗村，给小岗村“大包干”以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其中，调查研究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从1977年到1981年底，滁县地委组织的在安徽省具有重要影响的集中调研活动达到10次以上。滁县地委还非常重视利用调研报告来推动农村改革的宣传工作。正是由于滁县地委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决策，助推了滁县地区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的主战场。
回顾安徽农村改革，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准确地发现农业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鲜经验，顺应了农村基层摆脱贫困的强烈渴求；通过调查研究，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凝聚起了各方改革共识，促进了党和群众、中央和地方共同推进改革的合力，展现了实事求是、直面问题的政治品格。
调查研究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基本渠道。提升调查研究本领，必须善于与群众交朋友，以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调查研究和改革决策一样，必须具有历史担当精神。小岗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首先有小岗村民的敢“闯”，又有凤阳县委的敢“保”，再有滁县地委的敢“报”，更有安徽省委的敢“认”，终有中央的决“定”，共塑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担当精神。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强国建设之路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李邦松系中共滁州市委党校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锦柱系安徽省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