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优质乡村教育照亮农村青少年成长之路

　　◇刘精明

　　◇杨华

　　◇李亦菲

　　近年来，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乡村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日益显现。作为乡村教育的主体，农村青少年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沉迷手机、厌学逃课等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在多地多措并举、系统发力，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发展的当下，乡村教育还面临哪些新情况、新挑战？乡村的独特优势如何转化成教育资源甚至教育优势？为了给农村青少年营造良好的进步上升、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社会各方可以做些什么？本期对话邀请刘精明、杨华、李亦菲等专家展开交流讨论。

　　刘精明：教育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中成长的过程，对农村青少年来讲，这个环境包括父母、家庭、同辈、学校、社区以及周围一切物质和文化形式的元素，他们从中获得情感价值，与之进行信息交流，并得到支持和保护。任何元素的改变，如随父母迁移、辍学、转学、家庭变故等，都会造成他们情绪气质乃至成长定向的改变，产生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适龄儿童的教育城镇化水平高于人口城镇化率。这背后存在一种现象，部分儿童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本为儿童提供成长支持的各种关联性资源可能突然中断或发生了改变，需要儿童重新适应和应对。如应对得好，能够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到新的环境继续发展，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就小；应对不好或忽视这样的风险，缺乏足够的引导保护，就可能造成发展的停滞或扭曲，甚至产生严重的越轨行为。

　　李亦菲：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农村青少年教育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新教学楼、教育软件的建设和配套、教师专业化培训等，改善了教育环境和学习条件；更多乡村家长认识到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孩子们能够更多地与同龄人进行交流，拓宽视野，增强社交能力；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现代化农业技术、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选择。

　　也要看到，过去一段时期，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使乡村出现更多留守儿童和老年人，影响了农村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分配；信息技术的普及造成一些农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有些学生片面理解城乡和阶层差异，导致巨大的心理落差，产生社交焦虑和职业选择迷茫等。

　　杨华：第一，快速城镇化使乡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减少，给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带来挑战，同时乡村社会和家庭的教养功能弱化，农村学生社会规训的责任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第二，基础教育从农民自己办到政府办，农民从花钱送孩子上学变成了国家免费提供教育服务，家校关系就从乡土化的教养、礼俗关系变成了制度化的权利、服务关系。第三，随着“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教师管教权的收紧和教育评价体制改革等种种变化，学校管理越来越规范，知识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农村家庭的学生越发依赖学校教育，这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刘精明：我们应恰当地、客观冷静地分析所谓“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寒门再难出贵子”，而是40多年持续稳定的、以学业能力竞争为主导的高考政策执行以来，资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农家子弟已经通过高考等方式走出了农村，继续留在农村困于一隅者，其实是资源条件相对较弱的一部分群体。今天我们感觉到的“越来越难”，很大程度上是在城镇聚集效应的影响下，乡村的教育资源更加匮乏。要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有效手段就是继续发挥或扩大“补偿性公平政策”的杠杆效果，大力宣传推广、精准落实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招生计划，并将政策实施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农村地区。

　　杨华：乡村教育质量弱化需要重视。近年来，国家每年向地方投入大量教育资金，并明显向乡村教育倾斜，由于这些财政资金以硬件指标为投入标准，但农村人口流失，因而产生供需错位，带来某些硬件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有些地方出于拉动经济发展的考虑，将优质师资、生源等过度过快向城市集中，导致乡村教育质量下降。若农村学生在关键性考试尤其是升学考试中表现不佳，其父母可能会对乡村教育失去信心，有能力的父母将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家庭条件差的只能留守农村。因此，唤起人们对教育积极性的首要条件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比如促进教师流动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推行中考指标到校制度，适度将教育资源集中在乡镇层级发展“乡校模式”等。

　　李亦菲：“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声音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现状和功能认知的消极态度。唤起人们对教育的积极性，可通过增加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师待遇，吸引更多优秀教师，促进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更加公平分配；通过社区活动、学校宣讲等方式，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公开考试成绩、录取标准等信息，增加教育系统的透明度，减少人们对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担忧。

　　针对一些农村青少年和家长认为孩子毕业后也是打工的观点，一方面要加大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另一方面可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让他们看到除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也能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前景。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捐资助学、设立奖学金、提供实习机会等方式参与教育事业，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

　　李亦菲：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投入的增加，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总体来看，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数量较少，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相对有限，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受到影响。合理布局学校设置，建议充分考虑学生的入学需求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在偏远地区保留或建设一定数量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对于人口流动较大的地区，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和学校布局情况，科学规划学校设置，确保学生就近入学。同时，加强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支持和投入力度，鼓励优秀教师到乡村小规模学校工作，增强乡村学校师资力量，提高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整体教学水平。

　　杨华：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学校、县域学校形成了一种梯度结构和等级化关系：县城学校是城乡教育的高地，乡镇学校是平地，而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城乡教育的洼地。尽管有些地区为了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建立教师支教等流动机制助力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但效果甚微。

　　在人口数量和流动人口规模出现下降趋势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合理布局。宏观层面上，政府不仅要资源到位，还要处理好干群矛盾、家校矛盾，避免因撤并学校引发冲突。微观层面上，在教育系统内部统筹调整教育资源，包括学校布局、师资力量等，确保各区域之间相对均衡。还要考虑到调整后可能出现的衍生问题，比如学生的家校往返距离、寄宿能力、心理变化等。此外，要尽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选择与当地实际能力相匹配的教育资源整合，切忌大拆大建，加重地方财政负担。

　　杨华：我们在中部地区某县调研时，一位乡镇中学校长感慨：“城市学校与家庭通过花钱让学生感受乡土生活、接受劳动教育，许多乡村学校却无视自身拥有的独特优势。”这启发我们，要给予乡校一定的教育自主性，鼓励乡校充分利用乡土资源，在劳动教育、“一校一品”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乡土优势，推动“五育”融合。

　　湘西某县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利用学校空地，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种植蔬菜水果、养殖家禽，学校食堂向班级采购蔬菜水果与家禽，采购资金既可用于班费支出，也可作为学生的奖励。这一举措将劳动教育落到了实处，让学生在日常的协作劳动中充分感受价值感与意义感，增强集体荣誉感。这样的教育行动也可以进一步迈出校园，深入更广阔的乡村。学校也可与村社集体组织、老人协会联合开展多元化的活动，让学生从中感受乡土人情与田园乡愁。

　　李亦菲：将乡村的独特优势转化成教育资源和教育优势，可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开展生态教育，引导学生观察和研究本地的动植物生态系统，深入理解生物多样性，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引入农耕文化体验课程，让学生在农田里学习种植、养殖等农业知识，直观了解农业生产的过程；开设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地方历史等乡土文化课程，让学生了解本地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亦菲：从优化管理考核的角度，减轻农村教师教学以外的负担，一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要明确教师的职责范围，在考核体系中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二是学生生活管理、安全宣传等非教学任务，可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或志愿者承担，或者通过设置合理的奖励机制，引导部分教师自愿承担。三是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协助行政人员或教师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比如开发一款应用程序，让家长和学生在线查看相关信息。四是鼓励家长和志愿者参与学生日常生活管理，增强家长和社区对教育的责任感。

　　杨华：各类社会事务进入校园，不仅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也影响了乡村教师的工作节奏。将乡村教师从此类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改变管理考核的具体内容，将对教师的考核集中到学校的本职工作即教育管理，而不是大量非教育教学的形式工作上，诸如搞活动、做材料等，占据老师们大量时间精力，对学生教育没有实质性帮助；建立管理考核的容错机制，面对数量庞大、未经世事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存在教育管理风险，对他们进行健康的社会化引导，责任重、压力大，因此要给予学校一定的自主空间，要求不能过于严苛。

　　杨华：有效引导农村孩子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学校而言，一要充实学生的校园生活，通过学业安排和各类文娱活动，引导学生认同正确价值，减少外界不良价值影响。二要创新价值教育形式，借助网络和新媒体平台，设计或开展一些学生更能接受、更感兴趣的活动，排除网络中粗鄙的文化，提高活动的趣味和深度，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领会正确价值的力量。三要加强家校交流，把家庭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后方，把家长变成学校教育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塑造合力向上的教育氛围。

　　刘精明：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在寄宿制学校生活，为更好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建议实行成长导师制。农村青少年成长导师负责到人，定期主动与其所负责的学生就学习、身体发育、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进行交流，同他们建立情感联结，引导他们学习和内化社会规范，实现良好的社会化。成长导师可以考虑两方面的来源：一是根据效率优先、优化组合的原则，挑选和引导一部分中小学教师转变工作方向，经过相关专业培训后担任成长导师。二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孵化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成员，广泛联合支教大学生、爱心志愿者、留守妇女等参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共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关怀。

　　李亦菲：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学校需要组织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引导农村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开展多元文化教育，让农村孩子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形成更加包容和开放的世界观；鼓励他们对所学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针对农村孩子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困惑，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帮助他们建立健康自信的心态；定期举办家长会、家长学校等活动，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刘精明：留守儿童的难题说到底是其成长环境中断或受损的问题，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位的，不仅体现在行为表现上，更体现在身心发育、认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发展与成熟等与他们成长相关的许多维度和领域。留守儿童早期成长经历中的不利影响，还会因为改变或者曾经改变过他们的身体、心理和神经结构、认知能力，对其后续漫长的人生历程持续产生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是修复和重建适宜他们成长的环境体系，建议在农村中小学校建立专业的学校社工队伍，为有需要的留守儿童提供切实的、有针对性的服务。

　　李亦菲：加强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心和爱护，要对每个留守儿童建立详细的档案，包括家庭背景、健康状况、学习情况等信息，及时跟踪和关注他们的状况；鼓励留守儿童的父母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孩子定期沟通，增进亲子关系，减少孩子的孤独感；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承担起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定期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减少他们的孤独焦虑情绪；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留守儿童的关爱行动中；通过立法和完善政策，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杨华：首先，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在知识教育之外，为留守儿童开展健康的同辈群体交往、多元化的集体活动，让他们在现实世界充分释放精力与活力。还应以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向家长宣传正确的家庭教养方式，特别是与家庭教养缺失或存在偏差的家庭及时沟通，做出专业引导。其次，地方政府及村社组织可与学校协同，积极动员村社干部、回乡能人、返乡大学生等在村人员，利用各类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在节假日期间开展各类学习辅导活动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农村儿童享受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再次，重视留守儿童因沉迷网络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加强家校共育，强化校园内外手机管理，疏堵结合，避免他们受到负面影响。

　　李亦菲：在提高软硬件资源配置水平，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方面，已有很多政策。我认为还可以针对部分农村青少年的实际需求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未来就业能力。除此之外，要重点关注农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态；注重培养农村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在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人际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在舆论氛围上，多宣传农村青少年的优秀事迹和成功经验，激励更多农村青少年积极进取；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让农村青少年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倡导平等、公正的社会价值观，消除对农村青少年的歧视和偏见，让他们受到公平对待。

　　杨华：第一，以城乡教育质量实质性均衡为首要，更加注重软硬件并重、教育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等。在教育政策及学校管理中，给予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相对弹性和自主的空间。第二，审慎推动教育改革，尤其在高考、招生、教育管理制度等方面，更要加强科学论证。第三，坚决遏制教育功利化，包括以教育为抓手撬动房地产经济，为教育政绩打造“超级中学”，从农村甚至县市抽取优质师资、生源等行为。第四，当前各种教育现象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从舆论氛围上要给予一线教师更多理解，多宣传尊师重教传统，不要将教育问题过度功利化和立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