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红火蚁

　　微距镜头下的红火蚁蚁后及卵。　受访者供图

　　吕利华在进行红火蚁防控技术指导。　受访者供图

　　红火蚁的蚁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摄

　　在马路两边的草丛里，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丘，王裕华用一根木棍轻轻捅了下，成百上千只蚂蚁突然奔涌了出来，有一只沿着木棍，悄悄爬到了她的手上。她使劲甩了甩手，但为时已晚，当下便感到一阵灼烧般的疼痛，手背上迅速鼓起了一个白色的肿包。如果这一幕是在放大镜下发生的，我们会看到，这只蚂蚁正在用上颚咬住她的手背，腹部尾针蜇入皮肤，注射毒液。

　　这蚂蚁是会咬人的红火蚁。不出意外，到了第二天，她的手背会起水泡，然后形成脓包。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晚上应该是最难熬的，入睡前大脑放空，注意力便都集中到伤口这儿了，痒得睡不着。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瘙痒，会用手去挠，一旦挠破，便会留下疤痕，还可能会症状加重，也有造成细菌感染的风险。

　　“我早就被咬习惯了，幸好我不是过敏体质，症状比较轻。”曾在广东省一些乡镇负责红火蚁防控，如今在广东福卡斯有害生物防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技术研发的王裕华早已见惯不怪。她要忍受多日的瘙痒、肿痛，几天后，脓包就会退去了。但一部分对红火蚁毒液过敏的人，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瘙痒、荨麻疹、头晕，呼吸困难、全身浮肿，休克，甚至死亡。有关研究表明，被红火蚁叮咬后的死亡率约为一万六千分之一，严重病例的比例不到1%。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红火蚁研究中心主任陆永跃介绍完这些数字，提醒了一句：“这种概率虽小，但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更何况，中国人口基数大啊。”

　　从农业科学家2004年开始关注红火蚁，到2021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其他部委发起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以来，专业人士对它的认识不断深化、“战斗”经验不断累积。但从全社会的范围来说，公众对它的认识尚浅。我们有必要不断追问，这小小的蚂蚁为什么被称为“不可战胜的兵团”？我们到底能不能彻底消灭它？基层防控面临哪些细微又隐蔽的困难？毕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危险”，更何况，它还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外来入侵物种到底该如何相处。

　　在我国600多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由于缺少天敌，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它们的身影遍布了整个南方地区。在公园的草坪，道路两旁的草丛，广袤的农田，村居屋舍周边的空地里，都可以发现它们。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最常见的红火蚁受害者。

　　但红火蚁其实并不惹人注意。毕竟普通人肉眼乍一看上去，会认为它们跟普通蚂蚁并无分别——大小、形状、颜色都差不多。

　　“总不能让人们被咬了之后，去了医院，才知道自己是被红火蚁咬了吧。该怎么预判呢？”记者问道。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高就会发现，在任何一块地里，普通蚂蚁的巢穴不会那么多，而且红火蚁的巢穴是一个个隆起的小土丘，挖开以后，会看到内部结构呈蜂窝状。”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红火蚁防控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吕利华讲道，拿最常见到的工蚁来说，它们大小不一，在学术上叫做“体型的多态性”，一般的蚂蚁工蚁，大小都比较一致。

　　而蚂蚁，在人类的眼里，似乎是最被“蔑视”的生物——毕竟，“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说的就是一件事情的轻而易举。

　　“不就是个蚂蚁嘛，还踩不死吗？”记者又问。

　　“踩死一只蚂蚁是很容易，但踩死一窝就很难了。一个蚁巢的红火蚁能有20万只到40万只。它们总是集团军作战，一窝蜂地跑出来。”吕利华解释道。更重要的是，蚁后这个蚁巢中的绝对统治者，往往藏在蚁巢最深处，根本踩不到。一个蚁巢通常藏着很多蚁后，而有数据显示，一只蚁后每天就能产上千粒卵。

　　作为一种社会性昆虫，红火蚁蚁巢中的工蚁分工明确，有的去搬运大块食物，有的搬较轻的食物，有的负责育幼，有的负责在外“征战”。南方的水稻一年两季，随着农民插秧、灌溉与收割，稻田水位四季涨落，红火蚁也会在复杂的田野中不断迁移：它们可以穿越泥泞不堪的田埂，翻过散落在路上的大大小小的碎石，甚至可以漂过布满枯枝败叶的水渠，躲过突如其来的暴雨。

　　别看它在我国这么“横行”，但在它的老家南美洲亚马逊雨林，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物种，能制衡它的天敌有30多种。“但是这些天敌我们不能轻易引进，要经过生物安全性评价，否则会成为新的外来入侵物种。”吕利华说。

　　老家“严峻”的生存环境，还让它们练就了一身应对洪水的本领。每当周期性的洪水来临，成千上万的红火蚁会将身体紧紧靠在一起，形成一张强韧且密实的“救生筏”。“救生筏”形成后，一部分红火蚁会漂浮在水面上，支撑着整个群体，护送上面的红火蚁漂过水域，去往安全之处。尽管位置可以轮换，但在漫长的漂流中，总有一部分红火蚁会因为长时间接触不到空气而被淹死，为整个蚁群献身。而且它们“聪明”到只要沿途有任何枝蔓，就能紧紧挽住，当作漫长迁移之旅的“救命稻草”。

　　关于红火蚁是何时何地进入我国的，目前观点并不统一。陆永跃等人的研究表明，最初的入侵地很可能在香港或者广东省深圳市——我国重要的外贸口岸，时间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红火蚁成功“登陆”后，其入侵范围大约以每年30多个县区的速度扩大，目前已传播至我国12个省份625个县市区。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它们的迁徙版图也不断扩张。随着高速公路、铁路等大型工程的不断开工，城市四处立起新楼盘，草皮、苗木、花卉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红火蚁就藏在这些草皮和苗木里，跟车去往各地，不断在新的地区繁衍生息，扩大领土。

　　其中，农村成为受害更严重的地方。道理很简单，相较于农村，城市防控条件更完善——防控水平常常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陆永跃解释道，城市管理到位，力度大，“包干到人”，所有的园林绿化区都有工人巡查，随身带着药剂随时处理发现的红火蚁。而农村地域广袤，没有人能面面俱到、不留死角地防控，只要有一个遗漏点，就会形成暴发源头。加上农村生境多，农田、荒地、边坡、堤坝、草地……都是合适它生存的地方。所以，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是，红火蚁在全国范围内迁移，但农民却承受了更多的代价。庄稼人每天下地干活，有更大概率接触到隐匿在田地里的红火蚁。

　　虽然红火蚁“武力深厚”，但“武德尚可”，始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勤劳的农民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它们的蚁巢。搞红火蚁研究的专家们都被咬习惯了，吕利华觉得这没什么，总是调侃，“我养的东西还要咬我。”他总说，“我们有啥，顶多是在实验室里或者外出调研的时候才会遇到。农民天天暴露在红火蚁的生存环境里，才是最危险的。”不管谁向他抱怨被咬了，他都会推荐一种药膏，严重的也会带着去医院，但他心里想的是，“你们被咬了可以和我说，农民被咬了，找谁说去？”

　　红火蚁不光咬人。陆永跃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红火蚁对农作物的危害也很严重。他举了几个例子：红火蚁发生严重的地区，绿豆的产量会降低30%左右，大豆也会长得非常弱。“绿豆开花以后，红火蚁会把那些授粉昆虫都吃掉或者赶走，从而导致授粉率明显降低。”陆永跃曾去红火蚁发生严重的大豆田看过，将大豆连根拔起后，发现根部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根瘤全部被红火蚁吃掉了”。大豆是固氮作物，靠根瘤菌提供营养，没有了根瘤菌，长出来的大豆就会数量少、品质差。

　　它们甚至还会危害公共安全，在路灯、电力电信、交通信号等设施里筑巢，没有土也能生存，虫尸常常会引起短路，甚至火灾。总有农民搞不清为什么家里的灯不亮了，其实就是红火蚁在作祟。

　　在持续多年的人蚁之战中，农民们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

　　王裕华曾经见过，有的村民把汽油浇到蚁巢，点燃一把火。大火过后，巢顶变黑了，蜂窝结构的蚁室被烧成了红色固体。表面上，红火蚁消失了。但是当他们再用棍子往蚁巢深处捣一捣，又有很多红火蚁爬了出来。

　　这是因为，蚁后一般在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如果是两年以上的蚁巢，蚁后还会藏得更深，火根本烧不到。喷药的话也只是杀死地表或者蚁丘表面的工蚁，根本伤不到蚁后。后来他们又用杀虫粉剂，用锄头之类的工具破坏蚁巢上端，等到红火蚁成群结队爬出来了，就开始倒粉，触杀它们。

　　可是，这些方法都无法阻挡红火蚁的脚步。蚁巢是座通路复杂的地下迷宫，不计其数的通道连接着蚁室，也同时向外发散。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蚁丘，往往只是整个蚁巢的二分之一。当大火来了，洪水来了，毒粉剂来了，红火蚁们就沿着地下通道快速往下爬，躲到更深处，或者直接从地下通道向外面逃逸。

　　“防控红火蚁的关键是消灭地下的全部蚁后。”吕利华说，作为一个“母系社会”，雄蚁在婚飞后就死去了，蚁后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村民用的那些防控措施，基本上只能杀死一些工蚁，或者部分蚁后，对一个巢穴的杀伤力很小，不能断绝一个巢穴的繁殖能力。一旦一次没能将蚁后赶尽杀绝，它们就会搬家、分巢、迁巢，虽然蚁巢变小了，但是数量增加了，从而给村民带来更大的困扰。

　　红火蚁虽强大，但科学家们也不是束手无策。他们观察、研究，挑选“阻击战”的有利时机——繁殖婚飞期。婚飞后、筑巢前的那段短暂时间，是蚁后最脆弱的时候。那时的蚁后，刚在天空中结束交配，翅膀脱落，在地面上“落单”，没有了蚁巢中其他工蚁的保护，它们甚至可能会被本地的蚂蚁、甲虫、蜘蛛吃掉。因此，有更多红火蚁婚飞发生的春季，是人们消灭它们的最佳时机——只要在有翅蚁婚飞大量发生前，消灭蚁巢，就能阻止一大批红火蚁蚁巢的诞生与扩散。而且春季杂草尚不繁盛，适宜的温度使得蚁巢内的红火蚁数量迅速增加，蚁丘也比较明显，人们能轻松找到目标。

　　作为一种社会性昆虫，红火蚁团结协作的特点也被加以利用。饵剂是目前专家最为推荐的“弹药”之一，这是一种带有农药的诱饵，看上去就是些淡黄色的面包碎屑，农民将饵剂撒在蚁丘四周，它们的香味会吸引红火蚁前来。作为一个小型社会，红火蚁总会在巢内进行食物交换与共享。当工蚁兴冲冲地带了食物回家，一整个蚁巢的蚂蚁都可能被毒死。

　　但好的防控方法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推广过程。吕利华每次培训的时候都说，把饵剂撒在红火蚁的巢穴周围就可以了，但农民总是习惯性地用铲子去捅开红火蚁的巢穴，再把药扔进去。可红火蚁的“脾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蚁巢被捅了，它们就会进攻，而且对投放来的食物也会有所警惕。

　　吕利华提醒道，防控红火蚁的饵剂并不是触杀型，而是一个让它慢性中毒的过程：让工蚁先把饵剂搬回去，由四龄幼虫嚼碎吃进去，然后变成唾液一样的东西后，再反哺给其他蚂蚁和蚁后。此外，由于数量繁多，大概20天到一个月后，一个巢穴的红火蚁才会被赶尽杀绝。有的村民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觉得药不管用，但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

　　科普工作干得久了，吕利华慢慢认识到，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我说、你听”就完了，而是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了解他们的隐痛，“要说农民的话”。在实验室里待得久了，难免说话学术味重，但科研语言、科研成果到农民语言、实际效果，中间还有一个“翻译”、转化、反复确认的过程。

　　有一次吕利华拿着科普材料，跟农民讲了半天如何识别红火蚁。等讲完了，他随口问了一句：“现在知道红火蚁长什么样了吧？”

　　“知道了，长得跟小龙虾一样。”

　　吕利华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为了便于讲解红火蚁的构造，他给农民展示的图片都是放大成像的，个头跟实际的红火蚁差别很大。“我要是不问这一句，等农民在地里见到了真正的红火蚁，要怪我骗他们了。”

　　有的时候，一个防控要点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农民还是“不听”。吕利华总是说：“不要怪农民理解能力差，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

　　比如，有专家建议的防护措施是让农民下地干活的时候穿雨靴，裤子紧紧塞进裤筒。可广东的夏天热得不得了，穿雨靴干活不一会儿里面就浸满了汗水，所以农民在地里都是打赤脚或穿凉鞋。

　　再比如，饵剂并不是放得越多越好，适量反而是最好的，“毕竟红火蚁的食量就那么大，放多了反而浪费”。可是农民们“才不管嘞”，随便撒、肆意撒，用量上毫不讲究。有时候一个蚁巢上用的药，足以消灭二三十个蚁巢，农民会说，“因为我怕它们不死呀。”

　　有时候防控人员磨破了嘴皮子，农民似乎也不为所动。“难道他们宁愿自己被咬，也不愿意防控一下吗？”吕利华听到过很多这样的疑问。这就要考虑到农民是如何过日子的，一包药的价钱也就是8-12块，每包药可防控一亩地。可对于精打细算的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等政府免费发的药用完了，他们就不愿意再花钱去买了。有的农民会说，“我的菜地每天的灌溉要用电、用水，每一样都要花钱啊，能省的就省了。”

　　在医学上，红火蚁被咬后的症状并没有被当成一种专门的疾病来治疗，而是被统一划到过敏反应里。精打细算的农民连医院也很少去，如果被咬了，他们大都忍着，或者随身携带一支在超市就可以买到的清凉止痒的药膏，被咬后赶紧涂上。说白了，跟常年辛苦的劳作、严重的自然灾害、难以治愈的疾病相比，红火蚁只是他们艰辛生活中的小小插曲罢了。

　　而且农民每天劳作已经很辛苦了，时间精力有限，如果在自家地里发现了红火蚁，往往就把巢穴挖起，扔到路边，只要别祸害自家地就可以了。但从整体上来看，该区域的红火蚁并没有根除，在路边会继续繁衍，慢慢地还是会威胁到农民的土地，最终让这场防控战变成了一场“打地鼠”的游戏。

　　所以，属地管理原则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也是吕利华一直倡导的，“说白了就是农民的地农民自己管，房前房后的公共地带，或者机耕地，就需要政府来负责了。”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防控经验。比如广东省佛山市成立了村级防控服务队，每个村选一两名责任心强、懂技术的农民，集中培训他们，并给与一定的补贴。由他们带动其他村民，进行全村的防控。他们的名字、联系方式贴在村里的醒目位置，村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

　　人们还用大数据织起了红火蚁防控的天罗地网。广东开发了全民防控的App和小程序，教会村民使用后，村民就可以拿着手机，将药剂放在蚁巢周围后拍照，系统会自动定位，自动上传照片。审核通过后，系统上就会返现。也就是说，只要村民正确防控了，就有现金奖励。

　　2021年春天，一场更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在广州启动了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不久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公布，一笔4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红火蚁防控。202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开始引发官方和公众的重视。陆永跃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更乐观，但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条例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就是要尽量细化、可操作。比如谁来负责执行，什么情况该处罚，怎么处罚，哪些情况要入刑，为什么要入刑，量刑的尺度等，有了这些配套措施，各省才能具体实施。”

　　更重要的是，解决人蚁之间的冲突需要所有部门的通力合作，农业、林草、海关、交通、住建……防蚁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块田地里治好了，蚂蚁又从另一块地里冒出来了；本村治好了，邻村没治好的又跑过来了。更何况，红火蚁无所不在，农田、道路、公园……它不会按照城市-农村的分别而“选择性地定居”。因此，红火蚁的防控是全社会的责任，并不是某一个部门的责任。

　　“跟歼灭战不同，这场‘战争’更像是一场持久战，或者说，我们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它共存。防控更多只是为了压低红火蚁的发生程度与危害程度，避免它的局部暴发乃至全面暴发。”吕利华说，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红火蚁，到如今快退休了，感觉自己对红火蚁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和它共存。”年轻时，他曾认为红火蚁是可以被彻底消灭的。如今，他总说，“接下来的研究只能交给年轻人了。”

　　最近，吕利华听说防控人员在他教的防控方法外，还摸索出了更具体的办法：南方多阴雨，如果当天遇上下雨，隔一天再去防控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下完雨的第二天，红火蚁都在忙着做窝。等到第三天去的时候，所有做好的窝都能看得很清楚了，投药就会变得很容易，从而可以一网打尽。”

　　没事的时候，吕利华喜欢去院属防控区走走，问问大家“红火蚁最近还多不多呀？”当听到“最近很少”的回答时，他会点点头，步子都轻快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