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名：“农”情在心间

　　李正名。　资料图

　　李正名在田间。　资料图

　　南开大学校园里，有他骑车时留下的背影，那曾是南开师生们最为熟悉的一道风景。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他邂逅南开，初来乍到只拎着一个简陋的行李箱。时光飞逝，岁月在他骑车穿行校园时往复，一晃就是六十八年。

　　他的一生有着太多的身份，是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历经艰难回归祖国的新中国第一批“海归”；是受命于国家困难时期，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农药化学研究，化身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是南开校园里亲切的“001”号大先生；是中国绿色农药的先驱者。

　　他的一生都践行着“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农药”的承诺，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他被誉为中国农药科学领域的泰斗，他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与农药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

　　李正名曾说，自己的人生中有两件可以称得上幸运的事，一件为家，一件为国。

　　1931年，李正名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李维格青年时期赴英国半工半读，回国后与梁启超共同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成为清末维新派的先驱之一，后投身于钢铁事业，成为我国冶金工业的奠基人。在祖父的影响下，家中两代人里出了三位博士、两位硕士。

　　20世纪30年代，李正名的父母留美归来，后分别在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执教。在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的年代，父母拉扯着家中的三个孩子已实属不易，可尽管如此，他们对李正名及其弟弟妹妹的教育并没有丝毫懈怠。严格的家风不仅要求孩子们好好读书，力争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同时也传授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坚守信誉、做人正派、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这些品格李正名始终都记在心上。

　　父辈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李正名，使他自小便把爱国之志种在了心里。严格的家风下，父母教育有方，李正名从小没有染上任何不良习惯。这些成为了李正名所说的人生第一件幸运的事。

　　高中毕业后，李正名获得了申请留学奖学金的机会，在经历过面试后，他成功取得其中一个名额。1949年，李正名只身坐船赴美国埃斯金大学，攻读他所喜爱的化学专业。

　　离开家乡、飘洋过海赴美求学，这对于李正名来说，并不是一个挑战。作为家中的长子，李正名自小便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职责，中学时期他离开上海赴苏州读书，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早就已经被锻炼出来，再加之良好的英语基础，李正名很快便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

　　留学期间，李正名刻苦学习，在有机化学课程上的优异表现更是得到了系主任斯隆教授的赏识，斯隆教授表示在李正名完成大学学业后可以推荐其去南卡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还可以帮助他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这对于李正名在化学领域的深造无疑是件好事，然而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1951年，世界并不太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自小种在李正名心里的爱国之志在此刻发了芽，他毅然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决心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但此时回国之路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李正名的想象。

　　1951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致使大批赴美留学生被迫滞留异国他乡。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一个议案，表示美国政府可以承担滞留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但前提是中国留学生要申请做难民。这一决议遭到了李正名的坚决抵制，“我是中国人，就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志气。”

　　回国签证接连受阻，校园内一些学生并不友好的言语和行为也不断影响着李正名的学习和生活，但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丝回国的希望。李正名在寄给父母的家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特地要向母亲说明的，就是我们不顾回国要吃任何苦，已决定了要回国。”后来，埃斯金大学校长给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坚决不同意美国移民局对李正名的禁令，这封信对李正名回国起了很大作用。

　　1952年底，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努力后，李正名终于获得批准，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归祖国的留学生。

　　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李正名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多数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到美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想的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我父母也一直教育我要拿到学位后回国作贡献。我身边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都生在那个年代，都有着同样的理想，个个都很有才华，最后都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学成报效祖国，这种朴素而又诚挚的想法成为李正名日后工作的动力，而历经艰难仍要坚持回到祖国的决定，则成为李正名所提及的人生第二件幸运之事。

　　回国后，李正名来到教育部报到。面对领导对自己未来规划的询问，李正名直言自己想去一所有机化学专业比较好的学校，他想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化学专业。

　　1953年，初到南开大学的李正名二十二岁。彼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将把后面大半生所有的心血都播撒在这个校园里。

　　在南开大学期间，李正名被安排为校长杨石先的科研助手，后随着国内开始试行高校研究生教育制度，李正名成为当时杨石先手下唯一的研究生。

　　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各项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百废待兴。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可对于农药的研究和生产技术却处于空白阶段。在当时，农药主要依赖于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了“要开展农药研究”的指示要求，这份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南开大学的肩上。

　　1956年，杨石先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遵照周总理指示，带领南开大学的科研人员开展农药化学研究。彼时，李正名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聪明、勤奋、肯吃苦的优良品质使其得到了杨石先的赏识，因而获得了参与农药化学研究的机会。

　　李正名深知，科研工作者个人的研究方向和专业选择是与国家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更何况当时国内急需农药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了农药研究。

　　作为当时开展农药化学研究的领头人，杨石先在农药化学领域有着一定的知识积累，他提出“一定要抓住有机磷的研究，这是农药发展的方向。”

　　有机磷曾作为化学武器被研发出来，后被发现其作为杀虫剂效果十分突出。然而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获取到相关文献资料、设备的希望十分渺茫。而有机磷在空气中加热会很快分解，想要提纯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这无疑使科研过程难上加难。

　　明知前路布满荆棘，李正名还是倔强地加入到这场攻坚战中。在杨石先的带领下，李正名同研究团队几名年轻的教师在实验室里“安营扎寨”，吃住都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废寝忘食近40个日夜后，李正名等人愣是把关键技术难点攻克下来，有机磷的合成工艺、分离提纯、分析鉴定、热稳定性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被成功研制出来。

　　彼时，天津农药厂正处于筹建阶段，李正名等人将开发出来的对硫磷交给天津农药厂投入生产，由此实现了我国有机磷杀虫剂生产“零”的突破，填补了我国有机磷农药的空白。天津农药厂也因此一跃成为我国最大的有机磷农药生产工厂，为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1962年，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建立，李正名成为研究所建所第一批科技骨干之一。在这期间，李正名被分配在有机磷研究室，进一步开展有机磷杀虫剂研制和有机磷化学反应的研究。

　　在当时，实验手段仍然落后，实验室内高高挂起的鸟笼成为监测实验过程中有机磷化学品毒性的唯一凭证，一旦笼中的小鸟发生异常，李正名等人便立即采取措施防护。可鸟儿的警示作用毕竟有限，苦心研究有机磷的过程中，因防御措施不到位而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可这些都没能阻挡李正名等人开展有机磷研究的脚步。

　　在一次次的磨炼中，李正名逐渐掌握了合成有机磷化学品的基本规律，后参与到杨石先领导的中苏科技合作项目“磷32、磷47新杀虫剂”的研制，并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李正名曾对人谈起自己下乡的经历，感触颇深。“对于我来讲，这是了解国情、直接了解工农大众的大好机会。”这是李正名的真实想法，也是与他下乡初期完全背道而驰的想法。

　　1967年，为更好地开展农药化学研究，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频频组织科研人员下乡锻炼。要下乡，就意味着要中断科研，而对于科研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而最初下乡时，李正名无不带着对科研时间无法好好把握的惋惜。

　　在经济困难时期，李正名曾去过宝坻、沧州、吴桥等地。住在贫困的农户家里，睡着简陋的床铺，吃着窝窝头，这让自小就在大城市里长大的李正名有点难以适应。

　　在河北沧州市后史楼村大队蹲点时，生产队长每次做饭前都要到邻居家用麦秸引火，李正名见状忙提醒：“队长，你去供销社买盒火柴多好，才一分钱一盒。”队长听后说：“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家口粮都是队里发的，每年还欠队上好多钱，没有现钱呀！”

　　队长的一番话，瞬间让李正名羞红了脸。他原以为巨大的城乡差别在解放后已有很大改善，不曾想有些地区农村的经济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城市。李正名突然想起每逢吃饭时老乡都会递给自己窝窝头，在他看来难以下咽的粗粮却是老乡们用来招待自己最好的吃食。在自己还并不习惯吃粗粮时，农民们却只能喝稀粥裹腹。这让李正名幡然醒悟：自己对于农村、对于农民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做不到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又怎能做好与农村密切相关的农药研究呢？

　　自此之后，李正名对于下乡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80年，李正名在杨石先的引荐以及教育部的支持下，前往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农业研究中心进修。两年里，李正名潜心学习先进的农药生产技术，并对澳大利亚原始小蜂的昆虫信息素超微量活性物质进行研究。

　　1982年回国后，李正名迫不及待地投身于防治茶叶害虫的性信息素研制。因为当时使用的某些农药残留高，严重影响到茶叶的出口，李正名非常想改变这一局面。

　　可当防治茶叶害虫的茶尺韄性信息素研发出来后，李正名却发现由于生产成本太高，农民根本就用不起。李正名以此为教训，主动下乡考察实际情况，并明确农药研究必须与国情相符合的道理。“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搞科研，科研可以搞得非常好，文章也写得很有水平，但仍旧不能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李正名说。

　　青年时期留美读书，归国后的想法是用毕生所学报效祖国。中年时期赴美进修，归国后的念想是研制出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农药。不管身处哪个阶段，李正名的志向从来都是朴素且真诚的，都与自己的祖国相关，与热爱的农药化学研究相关。

　　20世纪80年代初，一场小麦锈病在我国西北地区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其实在早些年间，我国粮食作物因病害流行而蒙受损失的情况便屡屡发生。1950年及1964年，北方地区因小麦条锈病大流行损失粮食数量巨大。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防治小麦锈病的药剂只有石硫合剂、氟硅酸钠、敌锈钠、敌锈酯等数种，药源不足，效果也不十分理想。在当时，能够针对小麦锈病起作用的农药面临着被外国垄断的局面，农民买不起、用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里的庄稼减产。

　　为解百姓之苦，中央要求原化工部组织“高效杀菌剂FXN新工艺研究”全国联合攻关，李正名临危受命，成为全国攻关组负责人之一。

　　此时的李正名已接过杨石先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成为所长后，李正名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很多行政工作。

　　那段时间，于别人而言用来放松娱乐的节假日，则成为李正名进行科研工作宝贵的机会。夜深人静的晚上、周末时间都被李正名“充公”，用来争分夺秒地开展农药研究。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李正名带领科研团队，在上海、南京参加科技攻关单位的密切协作下，历时四年攻克了技术难点，在投放市场后，产品质量和使用效果均优于国际标准。最值得关注的是，此项技术的成本仅为进口农药的四分之一，因而成为当时农药学科中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技成果。

　　而对于李正名来说，他终于让“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农药”这个心愿得以初步实现。

　　1995年，因其在农药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李正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在这一年，由李正名带头筹建的南开大学国家农药工程研究中心获得批准。

　　2002年参加北京香山科学会议时，李正名已是71岁高龄，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农药研究领域的思考。作为绿色农药的主要倡导者，李正名在共同主持的第188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绿色农药创制”的思想。

　　在农业生产中，各类杂草群的存在始终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杂草与农作物会对水分、阳光、土壤里的营养展开激烈的竞争，杂草危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可达10%-40%，严重情况下甚至造成绝收，而除防杂草始终是一项重大的技术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药生产水平不断提升，但创制能力却很薄弱。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中普及使用除草剂时，我国的农药产品却因为曾大量仿制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的高毒农药面临造成农药残留、环境污染以及农药中毒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正名毅然决定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自主创制对环境生态友好的新型绿色除草剂上，以此打破我国除草剂长期依靠进口和仿制生产的尴尬局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正名便带领团队对磺酰脲类除草剂进行系统的基础研究。与之前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不同的是，这一次李正名将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白发苍苍的他弯下腰来与乡亲们一起蹲在农田里，查看土壤水源，了解杂草生长情况，观察实验效果。

　　新农药创制工作难度大，这在国际上都是公认的。而面对这项投资大、耗时长、路径复杂的工作，李正名选择迎难而上。自主创制除草剂，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李正名带领课题组从源头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始，跳出国外大量专利所覆盖的保护范围，努力摸索着可以合成的新的结构分子。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大量的田间药效试验、毒性试验和环境评价试验，都将整个创制周期无限拉长，没有人知道这项工作会在什么时候迎来曙光。

　　初创时期答应合作的企业，在得知创制周期如此之长，且后续会面临繁琐的审查程序时，担心承担不了巨大的风险而中途终止了合作，致使研究濒临绝境。研究团队里的一些参与者也在前途渺茫的形势下纷纷选择退出，最难的时期整个研究队伍里只剩下两名科研人员。

　　在李正名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持续的生物活性筛选和不断地总结构效规律，设计合成近千个新型单取代磺酰脲类，并从中筛选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除草剂——单嘧磺隆。

　　单嘧磺隆研发出来后，李正名将其带到天津郊区进行农田药效试验。试验结果是让人欢喜的，既保证了小麦的安全，同时使农作物周围的杂草纷纷凋亡，然而一种叫狗尾草的杂草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倔强生长的狗尾草引起了李正名的注意，并对此类杂草展开了调研，结果发现我国北方的重要抗旱作物谷子和狗尾草族有着亲缘联系。李正名突发奇想，如果把单嘧磺隆放到谷子地里试验会如何呢？或许能够找到对谷子十分安全而对其他杂草防效很好的新药呢？

　　凑巧的是当时李正名手下的一个博士生家中就种谷子，他便让学生把除草剂用在自家的田地里。除草剂洒在地里的第二年，这名学生的父亲便兴奋地给自己孩子传来了消息：“你赶紧跟你老师说，这个新除草剂特别有效！我用了一次，收成比邻居都高了很多，另外我再也不需要去人工拔草了！”就这样，李正名采用“逆向思维”，将单嘧磺隆本来治不了一种杂草的缺点转化为对谷苗十分安全的优势，填补了国内外多年没有解决的谷田除草的技术空白。

　　从基础研究、专利申请、技术开发、质控检测、工艺开发、中试验收到最后阶段已耗时十几年。2007年，单嘧磺隆通过原农业部新农药正式登记的审批，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新农药正式登记的创制除草剂品种，它还有一个被世人所熟知的名字——谷友。

　　单嘧磺隆的使用实现了粮食增产、节省了劳动力，毒性比牙膏毒性低50倍，更为重要的是它价格低廉，李正名再次履行了“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农药”的承诺。

　　回忆创制农药的历程，李正名说：“这个过程拉得太长了，我想，也是依靠自己坚定的信念才能坚持到最后吧。”

　　2021年10月4日，李正名因病于天津逝世，享年90岁。李正名生前最后一次为南开大学本科新生写信时，他说：“年轻的小友们，真诚希望你们能够将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秉承发扬。在这渤海之滨浸润学术思想，在这北辰学府磨砺奋斗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的原始创新和社会进步。”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他作为长辈再三叮嘱着对孙子的教育：“请千万不要割断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血肉关系，将来若到外国居住，也不要忘本、忘记祖国。”

　　心系祖国、情系三农，埋头科研六十八载，他用自己的一生做到了为中国农药事业“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