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农民日报 版次:第008版:版名:名家与乡村 日期:20231122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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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2023年11月22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乔叶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乔叶在老家田间。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乡村是创作的“宝水”

  

  

  乔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著有《宝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走神》等多部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奖项,其中《宝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新乡村的新,不是从臆想中来,

  只能从生活里来,

  这种新,

  是属于生活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

  

  一

  常常如此: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懵懂至极,只能在以后的过程中慢慢知晓命运赋予的深意,比如故乡对于我写作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四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三年前又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比例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三分之一,都浓缩在二十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概念,总是试图保持距离,甚至反抗。多年前有评论家曾问我,有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是情感上的情结,甚或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他们通常有一个甚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还分析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就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更强一些,一般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也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会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角度。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精神的返程。

  如果做个粗略的盘点,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或可算作是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它是我非常有读者缘的一篇作品,前后出过六七个版本,马上又要有新版了。它所引起的反应让我不断地去想,从民间到文学界,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小说,或许是因为它写到了乡村情感,或者说祖孙情感那么一种很基本的感情,也可能是乡土自身的魅力。

  接下来写的几个长篇小说,《拆楼记》《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都是女性角度。《拆楼记》是以河南老家的拆迁事件为背景,《藏珠记》是以河南的豫菜发展为背景……它们都与家乡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写作中,我也都在追寻我乡村的根脉,不断地去理解它。

  《最慢的是活着》之后,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乡村经验是最重要的,但这种乡村经验被封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它,尽管我写《最慢的是活着》时用了一些,但还很不够,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写个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特别“严重”的事。而且写乡村的长篇我也本能地知道特别复杂,我不敢轻易动它。

  

  二

  2014年,我去了河南信阳市一个名叫郝堂村的村庄,那里山清水秀,特产就是信阳毛尖。我发现这个村庄和我记忆里的村庄不大一样,村民不光是去外面打工,也有回来安居乐业的,然后老老少少齐齐整整,一边务农一边做生意,在家门口相对自洽地过日子,这种业态我觉得特别好。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为此写一个小说,那两年往郝堂村跑了很多次,写了一些散文。

  从2014年到2016年,我基本上有了一个长篇小说的雏形,但后来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豫南和我们豫北的风土人情差异挺大。举个例子,郝堂村待客的时候,拿出的是信阳毛尖,零食是小河虾,但我们豫北的日常生活不习惯喝毛尖茶,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小河虾这样的零食。关键是我没有真正在郝堂村生活过,我对于它而言始终是一个外人,我的童年情感也无法和这里打通。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虽然写了几十万字,有效字数却非常少。我琢磨了一下,发现此地因陌生而具备的吸引力,此时又成了我难以打破的障碍。因我的童年、青少年没有在这样的存在里生长过,所以即便做了很多功课,也还是感觉有一层隔膜。这隔膜似薄实厚:长篇小说要求内部这口气必须贯通,也特别考验写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人情世态。但我到了豫南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也不是多去几次就能贯通得了的。写的时候最关键的这口气贯通不下来,这就很要命。

  2017年我回了趟老家,回去后发现贯穿整个长篇情感的那一口气,原先老堵到这,下不来,回老家后马上就下来了。不得不承认,人情世故真就是一条很牢固的线,自小生于斯长于斯,就很容易进入生活内部,写长篇的这口气突然就通了。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有一定的陌生感,但这种陌生感容易被打破。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选择原生的平原村庄作为主体,经过慎重斟酌,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山村,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长期跟踪的点,深入探访寻找想要的东西。山村的自然风景好一些,同时我老家山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基本也是同形态的,那就两边并行观察。很快我第一章已经有了,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来写,但后来发现这么架构的话,里面的人物、故事情节会被切碎,这个空间节奏对我来说是不行的。于是我转向四季的结构,它松弛有度,在最大程度上给了我自由。

  这些说起来都是写作时走的弯路,但也都是必要的。而且之前在信阳的积累也没有浪费,很多素材仍可用。比如因为我在信阳写采茶,做了很多功课,去年年底写了个短篇叫《你不知道吧?》,发在了《四川文学》。采访这种功课做得再多都不会浪费,因为它就像一匹特别大的布料,比如写一个长篇如同做了一身衣裳,你做完这身衣裳,还会留下零星的布头,可以做件袜子、手套、手帕等等。且还有意外所得:信阳那个村走得比较靠前,正好可以和老家这边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而老家这边的村子因为转型刚刚起步,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东西,其封闭与开放所引起的冲撞和博弈在人心人情里的震荡更为激烈、丰饶,各种气质杂糅在一起,非常迷人。

  

  三

  但还是很难。贯通这口气只是首先碰到的难,接踵而至的难可谓各种各样。比如对这个当下性题材的认识就很难。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作参考,也因为当下的一切都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再比如说结构之难。我在小说里设置了多重结构,有心理结构、地理结构、故事结构、时间结构等。心理结构就是以女主人公青萍的心理变化为主线,地理结构则是故事发生地宝水村的文学地理规划,包括它要分几个自然片,哪个片是核心区,核心区里住着哪些人家,谁家和谁家挨着住,以及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游客来要走什么线路等,都需要反复斟酌。时间结构上,我想写乡村的一年,而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这是乡村题材必然具备的。我是希望写到乡村的各个切片,呈现出开阔性和丰富性。包括各种游客的声音,也代表人们对乡村的不同看法,那么矛盾也好,碰撞也好,博弈也好,我都希望尽可能把它们容纳进来。想让切出的这一面足够宽阔和复杂,自然也意味着难。

  起名字也颇费琢磨。在《宝水》中,我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老家焦作,另起的名字叫予城。予,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宝水》中的叙事角度,就是第一人称的“我”。而象和予合在一起,就是豫。据《说文解字》,豫本义是大的象,所谓象之大者。因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象城,予城,我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小说里的这两个地名。象城,确乎像城,却到底不是纯粹的城,在这农业大省,它还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乡村元素。此象确实大,大如乡村,大如土地。对这大象的了解和表达,我总如盲人,《宝水》的写作便如盲人摸象。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在真切地摸着。摸到的每一处,都亲熟如予城的予。而予城所指,就是我的城,我们的城,我们实地的城和我们内心的城。

  小说里的宝水村属于怀川县。于我的记忆而言,怀的第一要义不是怀抱的怀,而是怀庆府的怀。怀庆府是老家焦作的古称。因为怀庆府,老家所属的豫北平原的别名就叫怀川,又称牛角川,因它由狭至宽呈牛角状。牛角川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地下水充沛,无霜期长,雨量适中,是一块丰腴之地。极有代表性的特产是四大怀药:菊花、牛膝、地黄、山药。尤其山药最负盛名,人称铁棍山药。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也都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动笔之初就决定让青萍姓地。老原这个原,就是原乡和原心的原。孟胡子全名孟载,孟即是梦。大英要姓刘,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杨镇长的绰号叫“烩面”,像河南这样的地方,像郑州这样的城市,也确实是最合适吃烩面的。吃着烩面你就会知道,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吃食:那种倔强的香,笨拙的香,筋道的香。九奶叫迎春,姓何。青萍奶奶必须叫王玉兰,因为我的奶奶就叫王玉兰啊。

  我外婆很早就去世了,我奶奶活到了2001年,八十多岁,她去世六年后我写了《最慢的是活着》。后来我反复确认,觉得奶奶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当初写《最慢的是活着》的时候,我哭过很多次,其实后来——直到现在,每次想到还是有那种想哭的感觉,奶奶对我的意义是我逐步认识出来的。

  我小时候老跟奶奶“干仗”,觉得我跟她不一样:她是封建社会出来的,而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后来我知道奶奶特别聪慧,缠脚只缠了一半,她是有反抗精神的。所以表面上我们因为时代的局限很不一样,但很多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是相通的。再有就是她对生活的认识,我原以为是很保守的,但它们实际上是非常牢固、坚韧的存在。比如她讲宽容,“你对别人宽,自己才能宽”,这是特别朴素的道理,到今天都不过时。有时候想到奶奶,我会感慨生活就是大浪淘沙,淘出了金子一样的东西。

  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是奶奶带大的,我爸爸是独子,学习也挺好,我爷爷当时是军人。1951年,我爷爷在最后的大西南剿匪中牺牲,他军衔还不低,所以那时候有人说他太不会去世了,大仗都打完了,他却在零星小仗中离去了。《最慢的是活着》是中篇,只有3万多字,很多东西我没有把它们尽情地释放出来。所以到了《宝水》,我给青萍奶奶起名王玉兰。

  至于语言,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了最适合它的语言调性:语言主体必须来自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的方言。近几年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文本。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比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敲”,宠爱孩子是“娇”。有句俗语是“该娇娇,该敲敲”,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但直接用过去,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因此我琢磨一下,改为“该娇就娇,该敲就敲”,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

  此外还需要学习辨析山村风物,体察村里人在农民和生意人的身份中如何腾挪,也需要对乡村诸多关系重新梳理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关系等,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当然,障碍里也尽是宝藏,就看挖矿的人有没有力气,手艺又如何。对这些难,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真就是一个笨人,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无数次痛恨自己笨拙,也嘲笑自己自讨苦吃。然而,等到终于定稿成书,却顾所来径,也还是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很值得。

  

  四

  《宝水》经常会被贴上“乡村振兴”的标签,就我个人的初衷而言,其实就是想写历史背景下活生生的这些人。每个村庄都有它的历史,我希望写出历史或者文化的纵深感。我希望我笔下的宝水村是一个中间样本,它不多先进也不多落后,不多富裕也不多贫穷,它可能是居于中间状态的,符合更大多数的乡村样本,这对我自己来说是更有说服力的。

  这样有些问题就是共性的,比如现在很多城里人会将乡村视为繁杂生活之外的喘息之地,但我会来回站位,会想,凭什么城里人就对乡村人有道德要求,说你们就应该淳朴?现在农家乐很普遍了,城里人都是一种观光客的心态,但在这儿扎根的人,他们是活生生地在这过日子的,柴米油盐,一定要有利润才能可持续发展,不然乡村振兴就凭情怀去做,特别空。而一旦产业落地,就要算很多账。所以小说里就算了很多的细账,村民怎么定价,怎么盈利,他们自己要做很多内部研究。这属于乡村内部很隐秘的部分,一般观光客是不关心的。

  但我觉得青萍这样一个居于乡村内部的人,她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能和她的童年乡村经验连接起来。那些长久靠田地生活的人,他们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当他们必须面对农耕传统向商业模式的转变,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人际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小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青萍一开始排斥、抗拒乡村的人情世故,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束缚,自己的父亲才会意外身亡。但后来青萍渐渐理解了乡村的社会生态和生活逻辑,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在成长中的转变。写作时,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同步是很自然的。小说中青萍到宝水村去,一开始是很忐忑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受到过乡村的伤害,所以这个小说的叙述温度最初是冷淡的,后来才逐渐有了温度。她背负着年少时的创伤来到宝水村,其实是以当下的宝水村来理解她过去的乡村生活,理解她过去的困惑。

  在写作中,我与女主人公青萍一起成长,一起被治愈。比如2001年我调到郑州工作后,经常会遇到老家的人找我办事,孩子上学、家里人看病等等,好像因为我在郑州,就能结识所有有用的人脉。这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头疼的。我那时对此经常生气,恨不得把他们都拉黑了,但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我开始理解他们的局限性和不容易,当然我也会和他们好好讲。过去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我的难处,都不屑于解释,简单粗暴,但实际上,好好讲他们还是会理解的。

  其实,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对乡村持续体察的过程,让我也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创作的“宝水”。对乡村长时间的浸泡和观察,让我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细节。比如村里人都种菜,以前互相薅对方地里一把菜都没关系,后来大家都开始做农家乐和餐饮,一把菜炒一下装盘能卖20块钱;家住在偏僻地段,种的菜很多,要卖菜的话,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去镇上卖给陌生人,而不是村里的熟人;开客栈客源多,住不下的客人,如果介绍给关系好的邻居时,是要提成的,还是下次互相介绍客人?这些小事都很新。那种传统的以物易物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会带来复杂微妙可爱的心理改变。

  所以,新乡村的新,不是从臆想中来,只能从生活里来,这种新,是属于生活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这新能不能被看见,能被看见多少,都是对小说家的某种考量。好多东西还真不是想当然坐在那想的,你只有到实地后,才能知道它们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你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地去看,就能感觉到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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