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素来藏富于民，农民收入连续38年领跑全国。可要说到村级集体经济，却曾经一直是短板。2016年，浙江近1/4的村庄年收入尚不足10万元。
浙江，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如何让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又如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这一直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课题。
然而，集体经济怎么壮大？工业化时代的“土豪村”难再复制，也并非村村能吃上“旅游饭”，很多平凡村庄乏善可陈，资源缺东少西，发展前景受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指示，方向清晰，目标明确。近年来，浙江各地锐意改革、大胆实践，涌现出许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好做法好经验。其中，源自基层创造的“三板斧”值得借鉴。
早在十多年前，浙江新昌、平湖等地就开始探索村自建公司。然而，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只盯着一亩三分地，注定赚不了大钱。于是，各地纷纷开始“借船出海”。做强村级集体经济的头板斧——强村公司应运而生。
所谓强村公司，不是指某家企业，而是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按照“产权清晰、收益归村”原则组建现代企业的统称。从强村公司的层级看，有村庄、乡镇、县、市四级；再看出资方，有单村独资，也有多村合资，亦有村级资金入股国有公司或工商企业。
无论何种形式，只要有效果，就能形成燎原之势，这一源自基层的探索很快受到关注。2020年，“强村公司”正式被写入浙江省委、省政府文件，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
独行难，众行远。鉴于村级公司后期运营难度大，浙江鼓励强村公司采取村村联建，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以便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余杭区永安村地处杭州西郊，2017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8.5万元。成立强村公司后，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一飞冲天。平常考察忙，周末游客热，人气旺得不得了。去年，永安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500万元。眼下，永安村又从一村谋富拓展到抱团共富，与周边村组建了新的强村公司。
余杭目前有各类强村公司90余家，去年营收约1.52亿元。今年，当地计划组建一家区级强村公司，各镇街至少有一家抱团型强村公司。区委副书记朱红丹说，去年，余杭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村均660万元，所有村都在100万元以上。
记者调研发现，因为有了强村公司，很多沉睡资产得以苏醒，继而“生金”，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安吉有个“小瘾·半日村”，过去尽是村民搬迁留下的旧房。强村公司通过与知名设计师合作，让这里变成了民宿的集聚村落，置身其中，令人惊叹。
对于创新，浙江历来包容，边实践边完善。对于困难和问题，浙江也并不避讳，更不会因此“棒杀”。比如，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怎样打破“大锅饭”，激发带头人的内生动力？如何加强风险防控等？浙江在探索中完善，在发展中规范。
在浙江，强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乡村，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成为乡村共富的新引擎，奏响了强村富民的新乐章。截至目前，浙江已成立2278家强村公司，入股行政村达11280个，去年实现总利润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15.4万元。尽管去年疫情对各类经济业态影响较大，浙江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仍同比增长7.5%，强村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表示，强村公司是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有效盘活了乡村沉睡的资源、资产、资金，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接下来，浙江将继续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在发展强村公司的道路上，既要扶植做强，又要规范做优，推动其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阔步前行。
单一的一处乡村景点，无法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带来的经济效益自然也有限。为此，浙江巧借行政推动，与市场有机互动，打破地域界线，进行跨村联动，让散落的景点连片成线。这就是浙江强村的第二板斧——片区组团。
安吉县余村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过去的余村，受限于产业形态不多等情况，客流很难转化为现金流。如今拓展至“余村大景区”，涵盖了17个村，靠什么留住游客、留住乡愁，同样值得思考。
乡村高质量发展，不能装到篮里都是菜，亦不能简单停留在农家乐阶段，需有新经济新业态，让乡村越来越有“趣”，越来越有“味”。由此，余村向全球发出“英雄帖”，招募合伙人，目前已吸引40多个团队200多名合伙人加盟。在千年银杏树下读书，在大草坪上欣赏乡村音乐会，在动漫体验空间寻找童年记忆……项目日新月异，精彩应接不暇，“两山”理念迸发出实践光芒。
在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杨卫东看来，践行“两山”理念，关键在转化。通过片区组团，可以更好形成资源协同；通过运营前置，避免了投入浪费，项目建完即可运行，村集体以资源、资产入股，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可谓一举多得。
余杭区径山镇党委书记沈萍同样坦言，过去行政村之间单打独斗，难以满足吃住游乐购娱等需求。因此，径山将全镇15个村社划分为三大组团，发挥各自特长。
“这可不是拉郎配，而是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后，各种业态加速落地，不少闲置资产也被迅速盘活。”径山镇小古城村党委书记林国荣深有感触。该村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地方，片区组团后，选择以“樟树下议事”的红色遗产作为重点，发展更入佳境。
眼下在浙江，片区组团、携手奔共富蔚然成风。这种组团并非物理组合，而是深层次的发展方式变革。毕竟，单个村的资源有限，一旦抱团就能形成新优势。这不仅是共同富裕的政治要求，也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
感受诗词里的乡村，品味山水里的中国。浙江重点打造的“唐诗之路”，覆盖杭州、宁波、绍兴、台州、舟山5个地市20多个县，串起了山水与唐诗之“链”，让乡村旅游有了精神内核，成了全域旅游推进工程的典范。
与此同时，浙江以党建联建为引领，为资源整合创造了条件。浙江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党建联建是在不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不改变原有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功能形态基础上，推动村社、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金融机构等党组织开展联建，以更好提供资源支撑和促进抱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党建联建并非停留在开开会、挂挂牌层面，而是要求实体化运作。临海市抓党建联建强调落地性，并定期打擂台、拼实绩。眼下，全市72个党建联建齐头并进，力争到2025年底，片区累计经济效益超5亿元。
在浙江，片区组团已成为开展乡村经营，打通“两山”理念转化路径的热门选择。越来越多的组团意识到，只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只有真正运营起来赚到钱，那才叫神形兼备。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否则就是光喊口号。
当然，合作难免有分歧与矛盾。比如，如何找到利益契合点？怎样激发各自能动性？如何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强村怕吃亏、弱村怕失去话语权”的心理又怎么克服？都需要在磨合中携手破解。目前，浙江形成党建联建实践案例7100多个，成功破解了各村单兵作战、势单力薄问题，实现资源共享、集聚发展。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般齐”。如何让资源禀赋不足的村获得发展机遇，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因此，资源挪位，“飞地”抱团，就成了浙江强村的第三板斧。
所谓“飞地”抱团。简而言之，就是以资源禀赋不足、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为重点，将村级扶持资金和建设用地指标等资源，集中配置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采取异地共建项目、联合发展物业经济等方式，增强“造血功能”。如此一来，既促进了产业联姻空间，又促进了资源最大化整合、要素最优化配置。
除了县域内部的“飞地”，县与县之间，同样实现了资源贯通。去年年底，由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共同出资参与建设的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星城，迎来了项目投产后的首次分红，每村从10万到50万元不等。分红现场，场面喜气洋洋，龙泉市上垟镇供建村党总支书记钟国华说，5年前，村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这回领到10万元后，计划投入到毛竹加工基地中去。
当然，分红并不意味着“躺平”，这只是保底，需要充分激活各村能动性。早在2003年，浙江提出“八八战略”之时，其中有一条就是着眼于区域经济优化布局的“山海协作”工程。受此启发，从2006年起，平湖市尝试跨镇街，将偏僻村落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飞地”到用地紧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专攻发展潜力大、投资收益好的联建项目。一石多鸟，成效显著。
在浙江，“飞地”并非输血型的“一锤子买卖”，而是真正通过彼此间的产业融合、资源整合与要素聚合，从而形成全领域、全社会协作的一条条均衡发展大动脉。截至去年底，浙江共实施“飞地”抱团项目1055个，村级集体经济年回报19.62亿元，村均15.38万元。
仔细盘想，其实，强村公司、片区组团、“飞地”抱团，“三板斧”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村村联合，想要真正神形兼备，就得实体公司捆绑利益；而公司要经营得好，须有资源支撑，片区组团恰好提供了整合平台；“飞地”项目合的就是资源，落地需要实体，强村公司便有了用武之地。
著名三农专家顾益康认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浙江各地有着诸多好办法，尤其是强村牵头、抱团取暖，联合组建强村公司，或盘活各种集体资产资源要素，或发展农文旅融合美丽经济，或共建新产业园和“飞地”产业园，这些都行之有效，具有很强的推广价值。
科技资金进乡村，青年乡贤回农村，之江大地生机勃勃。据了解，2022年，浙江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760亿元，其中收入3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超过15万元的行政村占比已达85%。
在今年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强调，要全链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施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行动、农民创业就业促进行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先富带后富“三同步”行动，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根据计划，到2025年底，全省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将超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