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如何为乡村贡献新力量

　　◇陈秋强

　　◇刘淑兰

　　◇王杰

　　今年以来，不少地方通过多种形式“喊”乡贤回家，为乡村发展汇集智力、动力与活力。乡贤文化诞生于“尚贤”“重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生力军，为乡村产业发展、文化兴旺“引流”“活源”，新乡贤的价值和作用也成为广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新乡贤”的“新”体现在哪儿？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如何体现？培育和引流新乡贤，有哪些好的措施？本期对话邀请陈秋强、刘淑兰、王杰三位专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刘淑兰：我认为，新乡贤之“新”是相较于传统乡贤而言。乡贤一词肇始于东汉末年，传统乡贤多指才学、品德、声望为乡里人所敬重或者效仿的人。而新乡贤则是指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能够得到乡民认可且愿意奉献并反哺乡村的贤达人士。

　　与传统乡贤对比，新乡贤具有“三新”特征：一是主体范围的“新”。新乡贤主体构成不仅包括本土新乡贤，还包括外地新乡贤。二是核心价值的“新”。新乡贤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而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耦合。三是实践功能的“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新乡贤日益成为乡风文明的涵育者、乡村发展的助推者、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陈秋强：新乡贤是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一般包括科技界知名人士、经济能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社会声望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服务社会、回馈乡梓的公益性是其精神内核。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在当代乡村建设中，那些有爱乡情怀的社会贤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乡贤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如乡土情怀、道德品行、伦理情操等，还有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既可以起到道德指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传播新观念、新思想、新技能的作用。他们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参与力量，不仅可以协调和化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引导舆论、明辨是非、凝聚人心、端正风气。可以说，新乡贤是乡村发展的增量行动者、推动者。

　　王杰：从乡村治理来看，新乡贤在多个维度上具有“新”的意涵。其一，新乡贤“新”在时空背景，新乡贤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兴主体力量，而非传统乡村社会的产物。其二，新乡贤“新”在择取条件，新乡贤突出德才兼备，重视贤德、弱化功名，而传统乡贤则极为重视功名成就。其三，新乡贤“新”在组织基础，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依托现代农村自治组织和参事议事平台。其四，新乡贤“新”在角色定位，新乡贤作为重要社会力量在新时代“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中扮演“协同者”，这有别于传统乡贤主导乡村基层运转。其五，新乡贤“新”在角色功能，新乡贤功能多样，但其基本功能应当是示范引领文明乡风。其六，新乡贤“新”在治理方式，新乡贤能够运用德治、法治、情治、智治等治理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传统乡贤则以礼治作为主要方式。

　　刘淑兰：我认为新乡贤可以划分为“在地乡贤”“在外乡贤”与“外地乡贤”。“在地乡贤”出生于本土、成长于本土、就业于本土，主要包括本地的村干部、老党员、老医生与老教师等群体；“在外乡贤”是出身于本土，因参军入伍、外出经商、异地求学、外地任职等原因而在外谋事成业的相关群体，主要包括大学生、专家学者、农民企业家等群体；“外地乡贤”非出身于本土，但之后谋业生活于本土，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驻村队员、来本地投资兴业的企业家等群体。

　　成为新乡贤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首先，新乡贤应是“贤人”与“能人”，在某一领域卓有成就，或拥有熟练的专业技能，或具备前瞻性的视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率领村民并得到认可。其次，新乡贤应是“奉献之人”，眷恋乡村、情系乡邻，常常通过信息回传、资本回流、项目回迁等方式回报桑梓。

　　陈秋强：有引领力、影响力的新乡贤，要有政治担当，要以“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为根本价值追求。一般而言，成为新乡贤需具备如下几个要素。

　　一是身份要素。一般情况下，新乡贤要么是本乡本土之人，要么与该区域有特定的关联，如在此长期或短期工作、生活过，要么是在身份、情感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二是品德要素。新乡贤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弘扬者和践行者，能够以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三是能力要素。新乡贤大多事业有成，或有资本，或擅管理，或懂市场。四是声望要素，即影响力。新乡贤受到民众的认可、信服和敬重，口碑好、威望高、知名度高，同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五是贡献要素。新乡贤往往为特定乡村的公益事业、文化进步或建设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在实践层面，对地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大小，是衡量个人能力和品德的重要标尺，也是个人获得社会声誉的主要支撑。

　　刘淑兰：一方面，新乡贤能够帮助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促进形成了基层政府、村“两委”、村民及乡村社会组织多元协同共治的局面，拓展了基层协商的民主渠道，使乡村治理主体在同一平台上良性互动，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治理选择。

　　另一方面，新乡贤能够丰富乡村治理方式。新乡贤熟悉乡情伦理，得到村民认可，在村民中有较大影响力，在乡村治理中往往表现为一种柔性力量。新乡贤依托柔性治理方式，有利于在经济纠纷、邻里矛盾等事务领域中弥补分歧、消除误解、化解纠纷，促进农民主体性形成，推动乡村善治。

　　王杰：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善治前提和重要基础。新乡贤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其作用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新乡贤能够通过“补位”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当前，乡村治理中社会协同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少社会力量参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实现功能“补位”。其次，新乡贤可以提升服务乡村主体意识及民主自治参与意识，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和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最后，新乡贤的参与也能丰富和强化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基层形成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格局。

　　陈秋强：乡贤是乡土文化的“精灵”，乡愁是乡土文化的折射。历史上的乡贤留下了不少建筑园林、传统手艺等文化遗产，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性为目标，对乡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要发现乡贤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让古老农耕文明蕴涵着的精神力量得到有效彰显。比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乡贤研究会重修乡贤老宅，建成乡土文化记忆馆，要把乡土文化记忆馆建成传承历史文化、展示上虞乡村文化的新名片，成为承载乡恋乡愁、构筑精神家园的新阵地，成为丰富研学游文化内涵、带动全域旅游的新引擎，成为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新高地。

　　王杰：从历史视角来看，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典型代表。新乡贤是乡贤文化孕育的产物，也是乡贤文化在时序更替中与时俱进的乡土体现。新乡贤纽带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其是乡贤文化的载体，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是乡贤文化在历史变迁中不曾改变的文化意蕴，新乡贤在乡村场域中通过以身作则、示范引领诠释乡贤文化的内核要义。

　　其次，新乡贤能够将乡土文化与各类文化平台、文化形式相结合，通过文化创作、文艺演出，利用乡村文化大舞台等形式使得乡土文化具象化。最后，新乡贤能够带头挖掘保护、弘扬创新乡土文化。新乡贤的文化特质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充分挖掘乡土文化元素，并通过与乡村振兴、生产生活相结合来弘扬创新乡土文化，以实现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

　　刘淑兰：一方面，发挥好新乡贤承续历史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纽带作用。新乡贤既熟悉乡土文化的价值内核，又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他们通过推动乡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增强农民的乡村归属感和文化自信，促进农民修身齐家立业交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涵育优良家风、淳朴民风和文明乡风。

　　另一方面，发挥好新乡贤联系村“两委”与村民的纽带作用。乡土文化传承离不开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也需要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新乡贤作为村民与村“两委”的桥梁，通过积极宣传、贯彻落实乡土文化传承政策，引导村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共同保护传承好乡土文化。

　　王杰：新乡贤群体中有一类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也具有返乡投资创业的热情。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和优势，新乡贤首先应当和地方党政部门积极对接。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由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推进，新乡贤积极对接党政部门能够获取政策支持和资源供给。其次，新乡贤应当充分了解乡情民情，尤其是产业发展状况。不同地区之间乡情民情大不相同，新乡贤投资创业必须做好基层调研工作，充分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的特色和急难愁盼问题，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后，新乡贤应当充分运用社会资源。相对普通乡民而言，新乡贤拥有更多平台、项目、人脉资源，新乡贤反哺本土，要善于运用、接入外界资源，做好链接乡村社会与外界的资源“纽带”，为本地的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减阻”“减压”。

　　陈秋强：新乡贤还乡反哺家乡，进而带动家乡发展，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式，是获得情感认同和精神成就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对高层次精神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新乡贤是有资本、有学识、有德行的贤达人士，为家乡奉献自身力量便成为他们的精神理想与追求。新乡贤应做乡村的“持灯者”，以高水平的觉悟思想引导正确风气，宣扬优秀乡土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能力，带动其他农民融入到本地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辐射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增收。

　　刘淑兰：应该看到，新乡贤组织化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及有序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要做好新乡贤的组织和引导工作，应该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处理好乡贤组织辅助与村“两委”主导的关系。在当代乡村治理体系中，村“两委”体现党的治理逻辑与村民自治逻辑有机统一，在乡村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新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辅助角色，是为村“两委”提供决策咨询和进行民情反馈的新型社会组织，二者是“掌舵”与“划桨”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乡贤参事协商与村民自治决策的关系。新乡贤组织通过参与协商等方式参与到乡村协同治理中来，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和提供智力支持，但必须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服务于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监督。三是承继传统伦理与接续现代治理。新乡贤组织既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伦理的软性治理，也不能仅仅依赖现代法治的强硬治理，需要将乡村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有效结合。

　　王杰：当前，各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不断出现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乡贤联谊会等各类乡贤组织，这些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乡贤力量，乡村也因此更有活力。然而，同样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新乡贤参与也呈现出自发、无序、随机性特征，新乡贤组织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既不利于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主体优势，也难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必须优化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路径。我认为，制度化是提升新乡贤参与效能的关键方式。推动新乡贤制度化参与乡村治理，旨在实现程序正式化、过程规范化、方式合法化。这既是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将乡村治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释放的策略途径。这包括但不限于以制度明确新乡贤及其组织的角色功能；以制度规范新乡贤及其组织的参与行为；以制度激励新乡贤及其组织可持续参与。

　　陈秋强：虽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但是各地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新乡贤更合理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例如，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等制定相关制度体系，明确新乡贤的职责、权益以及与村“两委”的关系，用制度体系与规章制度规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规范的目的是要让新乡贤做到帮忙不添乱，充分汇集其意见与智慧，引导优质资源向乡村倾斜。

　　刘淑兰：近年来新乡贤对于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新乡贤的培育与回流面临一些难点。比如新乡贤资源挖掘不够，组织化不明显，回归平台搭建不充分、不健全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要培育和引流新乡贤，我认为，一是要激发新乡贤培育和回归的内在动力。比如开展新乡贤资源的深入调查，健全吸纳和激励机制；加大对新乡贤先进事迹的宣传，定期举办以新乡贤为主题的活动，让民众知贤、学贤并争做贤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搭建新乡贤回归和培训的平台。建立健全各类新乡贤组织平台，比如线上建立动态更新的新乡贤人才信息数据库，线下由党委组织牵头，设立县、乡镇、村三级联动的乡贤理事会；加强对新乡贤回归后有关农村政策法规、相关理论实践知识等方面的培训。三是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制定党组织联系新乡贤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完善和落实新乡贤回归的相关政策引导和保障。同时以项目打造为抓手，优化乡村投资兴业环境，完善新乡贤返乡创业兴业的政策配套扶持机制等。

　　王杰：为乡村振兴奠定人才基础，充实壮大新乡贤群体，应当坚持外引内育相结合。从外引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基层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持还不够。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不同类型的人才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偏好。然而，当前一些地方对乡村外引人才的政策支持缺少精准分类、因人施策，这对吸引新乡贤回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乡村发展机会还不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突出体现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员外流依然是常态，培育新乡贤缺乏主体基础。改善困境，最重要的还是改善乡村人才引进和培育的政策条件和经济社会环境，应当做好分类施策、树立典型和平台建设（组织阵地）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