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变革与新乡土文学

　　孟繁华。

　　当下中国文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是同构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城市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但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还是乡土文学。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有关，与我们被前现代文明浸染的时间太久有关，我们身上流淌的还是乡土文明血液，这是我们挥之难去的文化记忆。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仍然是文学的主流。很多作家、特别是那些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有人民性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比如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吴玄的《发廊》《西地》、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马秋芬的《北方船》、刁斗的《哥俩好》等。这个文学现象被称为“底层写作”。

　　其中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

　　胡学文在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这是胡学文在2006年的一篇创作谈中对乡村的感受。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因此他也有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的潜在期待。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却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这些具有人民性的小说中，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前现代。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

　　在书写当下乡村变革的小说中，罗伟章延续了这一传统，甚至继承了五四以来启蒙文学的传统。他的《谁在敲门》写出了当下时代的众生相，将批判的利剑毫不犹豫地挥向了人性的纵深处。小说主要写出了时代变局中四代人不同的人生方式和命运遭际，父亲一代静默地扎根于土地，遵守着人与大地之间的生存契约，于困顿中寻找着活下去的出路；许春明与兄弟姊妹遭逢新的历史境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地犹疑和抉择；以丽丽、四喜、李志和秋月等为代表的子辈面对着新文明显得无所适从；天天、豆豆和方敏等成长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对于时事尚且懵懂，文明的“风暴”将如何深度地影响他们的人生历程还无法预知。罗伟章善于在普通人凡俗琐屑的日常市井生活中表达他对时代和文明的思考，于乡风民俗、陈年旧事和伦理纠葛中映现了“新乡土中国”的“《红楼梦》传统”。小说获得了“高晓声文学奖”。

　　授奖词说：“小说以‘父亲’的‘退场’，他的病危和死亡都意味着他曾经的乡村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这‘落去’的过程中，人性的密码被逐一展现，历史的阴影被深深地揭示。这是一部极具痛感的小说，亲人之痛，乡土之痛，失乡之痛，无乡之痛，痛苦的乡土在奔跑，奔跑的乡土在痛。罗伟章的叙事绵延而有风骨，细腻而有气韵，熟练地转换人物视角，透视人物心理，写到深处，静默如土。”这一评价非常准确。

　　近年来，“底层写作”逐渐式微，代之而起是乡村变革的主题创作，胡学文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烟消云散。“主题写作”和反映乡土中国“新山乡巨变”的小说，得到了各级作协的积极扶持，也产生了一大批作品。这类作品的创作是“行动的文学”一部分。这一文学特征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文学经验独有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行动的文学”。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中国特有的经验。当然，它也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种文学更有文学性，让广大读者更喜闻乐见。其中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有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老藤的《战国红》、王松的《暖夏》《热雪》、彭东明的《坪上村转》、陈应松的《天露湾》、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李春明的《川乡传》、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这些小说可以看作是当下“行动的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付秀莹以芳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陌上》《他乡》等，多有好评。《野望》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她“芳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芳村成了付秀莹文学的芳草地，也是付秀莹的“高密东北乡”或“马孔多镇”。《野望》以芳村女性翠台的命运和生活为核心，与《陌上》《他乡》一样不动声色地讲述着新的“山乡巨变”。二十四节气轮回，生活在可以看见的外部世界或看不见的隐秘心里激流飞溅生机盎然。芳村的日常生活依旧，翠台和乡亲们的关系还是家长里短。但是，那惊天的变化，是来自和《创业史》中改霞的比较。柳青的时代，“进城”也意味着走向“现代”，走向“未来”和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对改霞未必持有“肯定”的态度，他显然站在梁生宝一边，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边。改霞从土地的“出走”，虽然是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但改霞的“人设”还是作为塑造梁生宝形象的衬托出现的。因此，改霞的出走，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对她表示祝福，也没有看到梁生宝的悲伤。她是黯淡地离开蛤蟆滩的。改霞的梦想一直延续到高加林、涂自强、翟小梨等文学人物。但这些人物离开土地却示喻了对一种新文明的渴望，就是对“现代”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在实现这个过程中受到的挫败、压抑和代价：走向现代是多么的艰难。即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到城里去”依然是乡村青年梦寐以求的选择。但是，到了付秀莹的《野望》，二妞却逆向走来。她大学毕业要回到芳村，要为新的乡村变革献出青春。尽管翠台百般阻拦，但新一代的志向、抱负和对生活的选择无可阻挡。芳村就这样在付秀莹水墨画般的描述中万象更新。《野望》不是主题创作扶持项目，但是作家源于内心需要的创作，获得了强大的创造激情和灵感。

　　《宝水》是乔叶的发力之作。乔叶小说的特点，是生活基础扎实，有非常强的文学性。读过《宝水》我深感震动。这个震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说本身带来的，或者说，乔叶没有续写她过去对乡村生活的理解，没有再写中规中矩村里的人与事。她写的是今天乡村生活的新变。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地青萍也是一个“逆行者”的故事。她虽然与年轻的二妞大学毕业回到乡村并不相同：二妞的“逆行”是决定命运的，她身后的路非常漫长，因此这个选择更震撼人心；地青萍是退休后来到宝水村的，她最多是一个城乡之间逆行者的“同路人”。但无论如何，她们共同选择了从城市到乡村，构成了文学史上的“逆行者”现象。

　　老藤的《战国红》，以比兴的手法示喻了乡村变革的美好图景和可能性，那里有作家亲力亲为、感同身受的体验和切肤之痛；陈应松《天露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代背景，书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了当代乡村的巨变；李明春的《川乡传》接续了周克勤对乡村中国变革的书写，不同的是周克勤塑造了穷苦的农民形象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明春则略去了改革开放的前史，生动地书写和塑造了欧阳生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艰难过程。

　　王松的《暖夏》，是一部完成度比较高的小说，这当然得益于王松的文学积累和写作经验。小说写了一条河，两个坑。河是梅姑河，坑是南北金家坑。这一河两坑是小说展开的具体环境，这个环境是有历史感的环境。这个设置显示了王松结构小说的过人之处。更重要的是，小说写了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物。以北金家坑的张少山、南金家坑的金永年为核心，写了两个乡村的恩恩怨怨到最后的握手言和。特别是对两个乡村脱贫致富的书写，摆脱了当下流行的写作模式，将蕴含在民间的资源，经过再发现，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新时代华北社会生活变革的长篇巨制。全书三卷百余万字，故事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大背景，在白洋淀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和新时代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展开，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华北农民形象和普通劳动者群像。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中有新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他延续了“十七年”小说中对“中间人物”的塑造，这一消失多年的乡村人物在欧阳黔森的笔下再次出现，使这类题材的小说接续了一个沉寂已久的文学传统。

　　主题创作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为人民允诺希望的文学。但这个文学潮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主题突出，缺少文学，这样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文学最终的力量还是来自艺术的力量。在我的印象中，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有艺术感染力的还是产生在那些有自觉艺术追求的作家的笔下。

　　比如阿来的《蘑菇圈》，是一部反映乡村变化的中篇，内容充沛又丰富。小说讲叙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单亲女儿，被阿妈艰辛养大。她曾被招进工作组“工作”，被刘组长诱骗未婚生子，她同样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胆巴，熬过自然灾害以及“四清”运动和“文革”。接着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世道人心的改变。阿妈斯炯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但“现代”给她带来的是不适甚至是苦难。儿子胆巴进入了父亲生活的权力序列，他前程无量，只是离他母亲越来越远了。机村变了，孩子变了，曾经帮助阿妈斯炯度过饥荒，为她积攒了财富的蘑菇圈，也被胆巴的妹妹、刘元萱的女儿拍成蘑菇养殖基地的广告——那是阿妈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现代社会没有秘密，一切都在商业利益谋划之中。只是世风代变，阿妈斯炯没有变。阿妈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例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妈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阿妈斯炯有挫折，但她和万事万物没有争执没有怨恨。小说下半部商业行为凶神恶煞地进入了机村，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什么改变了人性，是什么让人变得如此贪得无厌和冷硬荒寒，是什么让人如魔鬼恣意横行？前现代的乡村不是文化流通的场所，它的个人性却产生了无边的大美。通过阿来的小说我们发现，美，在前现代，美学在现代；美学重构了前现代的美。美学与现代是一个悖谬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如何保有前现代的人性之美，是现代难以回答的。因此，阿妈斯炯遇到的难题显然不是她个人的。

　　罗伟章除了长篇小说《谁在敲门》，他还写过《声音史》《隐秘史》等表达乡村变革的小说。他的《声音史》确实与众不同。他发现了这场变革的巨变性和不可阻挡性。但是，他不是站在情感立场或民粹主义的立场，而是冷静、客观地讲述这场变革是怎样发生的。他通过傻子杨浪对声音敏感变化的描述发现了千河口和鞍子寺小学的变化。这里有合乎常情的感伤。但作家更坚定地站在支持变革的立场上。他通过具体场景和细节表达了他对变革的态度。他并没有用情感要求替代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我们发现“食色”，在《声音史》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便是教师，在物质短缺时代也会因吃造成矛盾、甚至是很激烈的矛盾。过去的年代，村里很多光棍儿娶不上女人，他们只能接受“跑跑女”，过着不那么真实的生活，很快“跑跑女”被追回，光棍儿还是光棍儿。前现代的千河口，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保证，是乡村变革的合理性前提。千河口村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没有缺欠的，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付出代价。乡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孩子的“留守化”，是当下乡村的问题之一，也是乡村文明崩溃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时间，或许多年之后它很可能不再是问题。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它可能不止有“五幅面孔”，它更多的面孔还没有被揭示，起码它的不确定性就未曾被批判。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别的选择，而且它是一条不归路。现代性再有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回到过去。罗伟章认真审慎地对待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认真考察乡村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人的情感、精神层面的变化。这是一个作家观念的现代。如果是这样，罗伟章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范稳的《太阳转身》，并没有正面书写脱贫攻坚的艰难进程，而是选择独辟蹊径地写出了脱贫攻坚的“前史”。以其敏锐的历史和现实的感知发觉到时代的瞬息变幻，城市与乡村、人性的澄明与幽暗、个人的生存与死亡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这种神圣的目标是属于每个人的光荣与梦想。小说潜隐着一股英勇无畏的气息，正是这种无声的力量带给我们一种力量。作为一个永不言败的孤胆英雄，卓世民无私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热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们行进的方向和道路。卓世民代表着一种铁骨铮铮的硬汉精神，范稳将这种精神气质镶嵌到脱贫攻坚的历史征程中，借以凝聚、唤醒和感召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力量。

　　英国左翼理论家，也是布莱尔的导师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断言，就是“历史的断裂”。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说，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现代社会并非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的连续生长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性的断裂，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断裂或非延续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或者说，现代制度的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现代生活远离了传统的轨道，重建了合乎“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秩序。但是，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历史似乎并没有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说有断裂，也是非常不彻底的。

　　乡村变革的主题创作，是当下乡村变革的表意形式或想象方式，考察这个主题创作的小说，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反省、检讨和总结当下小说创作的经验与问题。当下乡土文学的总体趋势，有继承也有新变，继承有选择，新变要以熟悉生活为基础，只有这样新乡土文学才会有新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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