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一代农民工在工厂。

　　乡间小楼。

　　返乡杀鸡，准备过年。

　　种田是没出路的，这是乡里人很长时间的认识。

　　早些年，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乡里人都要学一门手艺。比如，岳父是石匠，小叔是泥水匠，大姑学做衣服，大姑父是个水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岳父和小叔都外出打工了几年。岳父在广东的一个水电站待了一段时间。彼时，农民工的工资并不高，还常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事实上，那时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因为打工发家致富的。但乡里人的要求并不高，有个工作，有点收入，能补贴家用就不错了。

　　外出务工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彼时的农民工，都还有“恋家”情节。岳父外出务工期间，家里的农活都要岳母一个人做，且大大小小的事也得她一个人打理，总归是不方便。岳父其实不怎么识字，竟然也给家里写信——彼时电话都还没有。终于，岳父还是回家了。

　　其实，那时候的农民工，只要成了家有了小孩，几乎都有和岳父一样的困境。打工是“副业”，对家庭收入很是重要，但农村还有田地要种（没有人想过可以流转或干脆荒着），子女要上学，老人要照料，不可能放弃。于是，在城乡拉锯的过程中，“返乡”比“进城”更有吸引力。

　　天平往“进城”一端倾斜，那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了。小姑和小姑父结婚后，两人就双双出去打工。他们一直在深圳的服装厂做事，有技术，且农民工的工资和保障也逐渐提升，和农村的收入逐渐拉开了差距，也就顺其自然地一直务工到了现在。他们的儿子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了。

　　岳父和小叔返乡后，有了不同的境遇。岳父的石匠技术，在农村已经不吃香。毕竟，新型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越来越普及，农民自建房都不怎么需要石匠。于是，他把一套工具都丢了，改行和岳母两人摆摊做生意。在集市摆摊，虽说辛苦，却也是一个出路，也支持了家庭发展，供女儿上了大学，在街上买了房子，还有一点积蓄。

　　小叔的泥水匠技术倒是一直吃香，但农村的活有个特点，并不持续，一段时间有活，一段时间又没活。虽然赚了一些钱，但都因为混日子耗费完了。乡里茶馆甚多，闲下来的人们都热衷到茶馆打牌，乡里像岳父和小叔这种会赚钱也会花钱的人，当然是茶馆最重要的目标顾客。茶馆提供吃喝玩乐，甚至为那些陪读的爷爷奶奶帮忙照看孩子，几乎成了很多人的第二个家。小叔待了几年后发现，这种日子实在是没法维系——女儿还没有成家，房子还没盖，还有老人要赡养，前几年就又到东莞打工去了。

　　而岳父和岳母在我和妻子结婚后，也到了武汉帮我们照看小孩。

　　岳父一家的兄弟姐妹，都是60后和70后，他们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些在进城和返乡之间来回反复，有些则一股脑扎进了城市，但都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近些年，建筑行业出现结构性变化。一个建筑项目，甲方给出的价格和过去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人工成本成倍上涨，普工每天的工价是一两百元，技术工工价已经到了三四百元，甚至更多。故而，有相当一部分一代农民工还在工地上干活。但过去被看成是“小老板”的包工头，已经丧失了老板属性，也得亲自干活赚取工钱。

　　小叔是一个小包工头，他在东莞工地已经工作多年，各方面都熟悉。据他说，包工头也有一定风险。2021年的时候，他所包的工程发了工人工资以后，白干不说，还倒亏了20多万元，原因就在于很多细节没有计算清楚，超出了预算。去年的时候，受疫情影响，大工地基本上都是关关停停，没什么活干，一般的工人都很难找到活。但他熟门熟路，接了不少小工程，比如房屋的家装，竟然开工了200多天，赚得反而比往年多。小工程的管理层级很少，且工钱兑现很快，像他这种容易接活的工人，就比较有优势。但如果是一般工人（比如没有当过包工头），接活就不容易，肯定赚不了钱。

　　在大工地上，包工头和工人之间，收益上没有多大差异，顶多就是只要总承包商的工钱来了，自己可以优先保证工资到位。去年行情不好，小叔为某个大工地干了一个月的活，结果还有几万元工钱到了过年还没给。当然，要是足够精明，总归还有一点点返利（虽然不多）。表弟也是一个包工头，主要从事扎钢圈的活。扎钢圈虽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但他和他的工人长期做这个活，也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因此，工人的熟练程度以及合作的默契度，就非常重要。他去年在广西接了一个活，干了一个月，平均下来工人每天竟然赚到了六七百元，原因就在于这些工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乡亲，长期在一起，有钱一起赚，都齐心协力，合作程度很高，不存在因管理不当而导致的效率下降问题。

　　而小叔手下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工人最多的是来自广西，其次是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的也有一些。包工头事实上会面临管理风险。2020年，小叔工地一位70岁的工人，因为有智障，且不会说话，竟然徒步从东莞跑到了惠州，小叔为了找他，五天五夜没睡，最后是惠州高速公路交警找到了，他赶紧租了一辆车把他接走，送回老家。虽说找人的成本老板承担了，但这种事总归还是消耗了工作效率。再加上人多了，又不熟悉，总是有一些工人干活不太卖力，包工头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很是不容易。

　　一代农民工普遍到了“退休”年龄，但返乡养老的极少。无论是表弟的工地，还是小叔的工地，都是一代农民工为主力。他们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早超过了“退休”年龄。小叔手下有五六十个工人，60岁以上的工人超过一半。尽管国家规定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工地，但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当建筑工人。因此，工地上有很多超龄农民工，是建筑业的潜规则。他们无法交各种保险，也无法把工钱打到卡上，但老板和包工头会以其它办法保证其权益。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兜底。

　　从个体差异看，一代农民工是否还继续在工地干活，取决于家庭负担的轻重。广西的一代农民工，普遍还是多子；河南等地不仅多子，且高价彩礼也传递了压力。他们打工恐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女。“两湖”平原少子化明显，农民工打工普遍是“自养”需要。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儿，又远嫁的，只能靠自己。小叔前两年在老家建了一栋新楼房，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新楼房可以说是为女儿着想，但更多的是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岳父跟我说，如果他不是跟着我们在武汉，肯定也随着那个表弟去外面扎钢圈了。

　　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养老”需求。他们当年外出务工，是寻求活路；年纪大了还在务工，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路；而返乡则是一种退路。

　　这几年，乡间别墅兴起。一代农民工开始回乡建造养老房，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见识，也有生活质量要求。小叔花了二三十万元建造了一个小楼，今年还计划将庭院、围墙和配套房屋建造好，预算还要花10万元。小叔的邻居也建造了一个园林式的小楼，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通往他家房子，总共花了80万元。

　　房子历来都是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基础，房子的好坏，彰显该家庭再生产能力的大小。上世纪八十年代，盖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算是很不得了的事。到了九十年代，平房变成了楼房，但结构上和平房差不多，是房间一字排开的走马楼。2000年以后，套房的概念出现在了农村，楼房的样式比较现代，更注重私密性。而2020年代的乡村小楼，不仅讲究建筑的实用性、私密性，还讲究整体环境的舒适性，房屋周围的配套，如花园、车库等也特别重要。

　　现如今，城镇化仍在快速进行，年轻人结婚都需要在城市拥有一套商品房。因此，乡间小楼的意义主要不是为了子女结婚，而是为了养老和度假。比如，小叔家只有一个女儿，他并不需要为子女结婚在城里买商品房。在乡里建房，主要是为了自己将来退养需要，而乡间小楼也适合年轻人需求，方便将来女儿女婿回来一起相聚。小叔邻居家是大型乡间小楼，主人是医院退休医生，他的几个子女在城里都有正式工作，建小楼既是老年人养老需要，也是家庭聚会的场所。姑外婆年近80岁，她有三个儿子，都在城里成功落脚。但她家三个儿子也在老宅基地上建小楼。表舅说，房子建好以后，姑外婆和姑外公在家可以好好养老，他也方便从长沙回乡吃土菜。

　　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都有都市生活的经验，也希望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条件在城市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城市，哪怕是县城，他们都不愿意去。毕竟，大多数农民工的积蓄，只够给子女买一套城市住房。而在农村建一套房，还有小菜园，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简约生活，又还有点积蓄，是相当完美的。

　　在岳父老家，这两年推广双季稻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公路沿线到处是标语，还有“书记示范田”之类的。但深入村庄内部，田野荒芜，良田改种果树的现象也还存在。出门打工的种不了田，位置偏僻或耕作条件差的田，送人种也没人要。留在村里土里刨食的，总得种经济作物才有收益。岳父和小叔家的田都免费给邻居种，“不荒就行”。他们都有非常确定的预期，就是和子女分离，晚年大多数时间要独居，把承包地留着，就是退路。他们拼命给子女创造进城条件，帮助子女在城里买房买车，自己却退守村庄。

　　很多农村人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养”秩序，独居、靠积蓄度日，力所能及赚零花钱，有些老人甚至连给自己办丧事的钱都准备好了。在乡村伦理上，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麻烦子女，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奶奶83岁，去年还种菜，每个集市都去卖新鲜菜，多余的腌制咸菜也卖，还养鸡卖。姑外婆年近80岁，也养鸡，过年时还送了我们家一只鸡。每年端午节，她还会采粽叶到集市上卖。外婆年近80，眼睛失明，外公还在世时，也靠外公制作麦芽糖卖钱度日。

　　在一代农民工的观念中，孝道还是根深蒂固。给老人生活费，供应粮食，送老人就医，都是基本义务。就这样，“自养”和“孝道”并行不悖，形成了奇妙的“交换关系”。比如，老年人都会计算，子女孝顺了多少，尽量以其它方式反馈回去。奶奶之前养鸡、种菜，我们每年都享用了她不少鸡肉和鸡蛋。外公还在世时，卖麦芽糖有点积蓄，有一年就给每个子女送了一件金银首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老年人才会求助于子女。

　　奶奶年前住院两次。第一次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奶奶生命危急的那个晚上，在昏迷之前打电话给大姑，大姑赶紧打120，但当时救护车到不了乡下。大姑只好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和岳母都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很是着急，赶紧打电话请邻居帮忙，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奶奶送进了医院。岳母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照顾奶奶。奶奶出院后，就住在县城大姑家休养恢复，后来，大姑一家和奶奶也感染上了新冠。奶奶一度呼吸困难，家人又着急让她住院。第二次住院的时候，120又说没车，岳母找了医院的亲戚帮忙协调，才派车过来。住进医院后，又因医院内部管理问题，迟迟无法安排床位，很是磨人。

　　奶奶很幸运，前后在医院待了40天，总算度过了危机。家里人也觉得很满足，虽然过程磨人，但结果总是好的。因此，岳父和小叔年前回到家以后，高高兴兴地在镇上的餐馆摆了几桌，请那些来看望过奶奶的亲戚朋友吃饭。过年期间，岳父、小叔和姑姑商量奶奶的养老方案。尽管奶奶还一直念叨自己的老房子和菜园，但她“自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住院那天晚上的情景，家人事后想来还是有点后怕。商量的结果是，岳父和小叔出养老费，大姑则负责日常照料。

　　岳父、小叔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代农民工在闲聊时都感叹，他们的父母在最后关头还是有人照顾的，以后他们自己老了没办法自理了，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又都在城里，可怎么办啊？客观上，在农村留有退路，是建立在有“自养”能力基础上的，但农村老年人一旦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自养”秩序就会顷刻瓦解。

　　有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可能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和岳父小叔不一样，小姑和小姑父都在外地务工，且多年未返乡。小姑父的母亲平常由小姑父的姐姐照料，这几年过年都是表弟回老家陪老人过年。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小姑和小姑父怕是不会返乡养老了。但小姑和小姑父将来在哪里落脚，却还不好说。

　　大姑父早些年从县里的一家企业下岗，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外务工，大姑则一直在家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尽管家庭条件不算好，但他们拥有单位的一套集资建房，日子还过得去。这些年来，大姑父坚持自己缴纳社保，还有两年就到60岁，可以领养老金了。大姑父说，他这两年还有些压力，为了缴纳一两万元的社保，就得出去务工。但到了60岁以后，他就打算到乡下去养老。大姑父对钓鱼到了痴迷的程度，岳父在老家有两口大塘，他早就看中了，打算今后好好打理一下。

　　县城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年轻人要进城享受都市生活。县城的房价三四千一平方米，生活配套也不错。表妹在县城买了一套新房，还有20多万元房贷。大姑父说，表妹两口子压力还是比较大。表妹在一家企业上班，除了交社保，拿到手的工资很有限。表妹夫当了12年消防员，今年夏天转业，会在事业单位上班。按当地工资水平，一个月只有4000元左右。

　　也许，大姑父一家的未来生活安排是相对理想状态。年轻人可以在县城上班，老年人也在县城有住房，还在农村留有退路，加上又有社保和医保，不会给年轻人增加多少负担。并且，一旦到了无法“自养”的时候，还可以回城，依靠城市比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应付养老需求。

　　其实，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走一步看一步”是基本策略。他们的决策，并没有完美方案，只能是按照事项的轻重缓急解决。他们得优先解决子女结婚和进城问题，大半辈子的打工收入都用于子女身上了。当子女在城市立足以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生活。家庭条件差的，“超龄”也得务工，为自己养老留点积蓄。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就可以较早谋划自己的退路，在乡间盖上房子，提高养老质量。至于说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还没考虑到这一步。

　　世界变化太快，谈归宿有点奢侈。岳父说，到时能怎样呢？还不是子女说了怎样就怎样。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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