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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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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吕德文

  

  

  “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一代农民工在工厂。

  

  

  “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乡间小楼。

  

  

  “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返乡杀鸡,准备过年。

  

  道路通往城市,却处处踩着返乡的足迹。

  

  开栏的话:看和观察是不一样的。

  观察,是带着思考的看。在城乡剧烈变迁的时代,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记录和思考。返乡观察,是带着乡的血脉、城的经历,回到乡村并对乡村的审视和反观。春节,尤其是几年疫情后普遍选择回乡的此次春节,“折叠”了近几年人与物的变化,为今年的返乡观察提供了更多“素材”,也让“观察者”们对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看”。

  即日起,“脉动”栏目将推出系列返乡观察,展现一代农民工进城与返乡的道路和困惑,反思城乡审美、代际之间的冲突,呈现而立之年的困境和落寞,看看被短信诈骗盯上的乡村经济组织的经历……这些观察只是某些侧面而非乡村全貌,但局部可以勾勒整体的轮廓。我们将持续关注乡村,让一张张拼图展现出我们的来时路。

  

  寻路

  种田是没出路的,这是乡里人很长时间的认识。

  早些年,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乡里人都要学一门手艺。比如,岳父是石匠,小叔是泥水匠,大姑学做衣服,大姑父是个水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岳父和小叔都外出打工了几年。岳父在广东的一个水电站待了一段时间。彼时,农民工的工资并不高,还常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事实上,那时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因为打工发家致富的。但乡里人的要求并不高,有个工作,有点收入,能补贴家用就不错了。

  外出务工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彼时的农民工,都还有“恋家”情节。岳父外出务工期间,家里的农活都要岳母一个人做,且大大小小的事也得她一个人打理,总归是不方便。岳父其实不怎么识字,竟然也给家里写信——彼时电话都还没有。终于,岳父还是回家了。

  其实,那时候的农民工,只要成了家有了小孩,几乎都有和岳父一样的困境。打工是“副业”,对家庭收入很是重要,但农村还有田地要种(没有人想过可以流转或干脆荒着),子女要上学,老人要照料,不可能放弃。于是,在城乡拉锯的过程中,“返乡”比“进城”更有吸引力。

  天平往“进城”一端倾斜,那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了。小姑和小姑父结婚后,两人就双双出去打工。他们一直在深圳的服装厂做事,有技术,且农民工的工资和保障也逐渐提升,和农村的收入逐渐拉开了差距,也就顺其自然地一直务工到了现在。他们的儿子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了。

  岳父和小叔返乡后,有了不同的境遇。岳父的石匠技术,在农村已经不吃香。毕竟,新型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越来越普及,农民自建房都不怎么需要石匠。于是,他把一套工具都丢了,改行和岳母两人摆摊做生意。在集市摆摊,虽说辛苦,却也是一个出路,也支持了家庭发展,供女儿上了大学,在街上买了房子,还有一点积蓄。

  小叔的泥水匠技术倒是一直吃香,但农村的活有个特点,并不持续,一段时间有活,一段时间又没活。虽然赚了一些钱,但都因为混日子耗费完了。乡里茶馆甚多,闲下来的人们都热衷到茶馆打牌,乡里像岳父和小叔这种会赚钱也会花钱的人,当然是茶馆最重要的目标顾客。茶馆提供吃喝玩乐,甚至为那些陪读的爷爷奶奶帮忙照看孩子,几乎成了很多人的第二个家。小叔待了几年后发现,这种日子实在是没法维系——女儿还没有成家,房子还没盖,还有老人要赡养,前几年就又到东莞打工去了。

  而岳父和岳母在我和妻子结婚后,也到了武汉帮我们照看小孩。

  岳父一家的兄弟姐妹,都是60后和70后,他们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些在进城和返乡之间来回反复,有些则一股脑扎进了城市,但都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出路

  近些年,建筑行业出现结构性变化。一个建筑项目,甲方给出的价格和过去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人工成本成倍上涨,普工每天的工价是一两百元,技术工工价已经到了三四百元,甚至更多。故而,有相当一部分一代农民工还在工地上干活。但过去被看成是“小老板”的包工头,已经丧失了老板属性,也得亲自干活赚取工钱。

  小叔是一个小包工头,他在东莞工地已经工作多年,各方面都熟悉。据他说,包工头也有一定风险。2021年的时候,他所包的工程发了工人工资以后,白干不说,还倒亏了20多万元,原因就在于很多细节没有计算清楚,超出了预算。去年的时候,受疫情影响,大工地基本上都是关关停停,没什么活干,一般的工人都很难找到活。但他熟门熟路,接了不少小工程,比如房屋的家装,竟然开工了200多天,赚得反而比往年多。小工程的管理层级很少,且工钱兑现很快,像他这种容易接活的工人,就比较有优势。但如果是一般工人(比如没有当过包工头),接活就不容易,肯定赚不了钱。

  在大工地上,包工头和工人之间,收益上没有多大差异,顶多就是只要总承包商的工钱来了,自己可以优先保证工资到位。去年行情不好,小叔为某个大工地干了一个月的活,结果还有几万元工钱到了过年还没给。当然,要是足够精明,总归还有一点点返利(虽然不多)。表弟也是一个包工头,主要从事扎钢圈的活。扎钢圈虽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但他和他的工人长期做这个活,也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因此,工人的熟练程度以及合作的默契度,就非常重要。他去年在广西接了一个活,干了一个月,平均下来工人每天竟然赚到了六七百元,原因就在于这些工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乡亲,长期在一起,有钱一起赚,都齐心协力,合作程度很高,不存在因管理不当而导致的效率下降问题。

  而小叔手下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工人最多的是来自广西,其次是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的也有一些。包工头事实上会面临管理风险。2020年,小叔工地一位70岁的工人,因为有智障,且不会说话,竟然徒步从东莞跑到了惠州,小叔为了找他,五天五夜没睡,最后是惠州高速公路交警找到了,他赶紧租了一辆车把他接走,送回老家。虽说找人的成本老板承担了,但这种事总归还是消耗了工作效率。再加上人多了,又不熟悉,总是有一些工人干活不太卖力,包工头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很是不容易。

  一代农民工普遍到了“退休”年龄,但返乡养老的极少。无论是表弟的工地,还是小叔的工地,都是一代农民工为主力。他们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早超过了“退休”年龄。小叔手下有五六十个工人,60岁以上的工人超过一半。尽管国家规定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工地,但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当建筑工人。因此,工地上有很多超龄农民工,是建筑业的潜规则。他们无法交各种保险,也无法把工钱打到卡上,但老板和包工头会以其它办法保证其权益。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兜底。

  从个体差异看,一代农民工是否还继续在工地干活,取决于家庭负担的轻重。广西的一代农民工,普遍还是多子;河南等地不仅多子,且高价彩礼也传递了压力。他们打工恐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女。“两湖”平原少子化明显,农民工打工普遍是“自养”需要。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儿,又远嫁的,只能靠自己。小叔前两年在老家建了一栋新楼房,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新楼房可以说是为女儿着想,但更多的是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岳父跟我说,如果他不是跟着我们在武汉,肯定也随着那个表弟去外面扎钢圈了。

  

  退路

  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养老”需求。他们当年外出务工,是寻求活路;年纪大了还在务工,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路;而返乡则是一种退路。

  这几年,乡间别墅兴起。一代农民工开始回乡建造养老房,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见识,也有生活质量要求。小叔花了二三十万元建造了一个小楼,今年还计划将庭院、围墙和配套房屋建造好,预算还要花10万元。小叔的邻居也建造了一个园林式的小楼,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通往他家房子,总共花了80万元。

  房子历来都是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基础,房子的好坏,彰显该家庭再生产能力的大小。上世纪八十年代,盖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算是很不得了的事。到了九十年代,平房变成了楼房,但结构上和平房差不多,是房间一字排开的走马楼。2000年以后,套房的概念出现在了农村,楼房的样式比较现代,更注重私密性。而2020年代的乡村小楼,不仅讲究建筑的实用性、私密性,还讲究整体环境的舒适性,房屋周围的配套,如花园、车库等也特别重要。

  现如今,城镇化仍在快速进行,年轻人结婚都需要在城市拥有一套商品房。因此,乡间小楼的意义主要不是为了子女结婚,而是为了养老和度假。比如,小叔家只有一个女儿,他并不需要为子女结婚在城里买商品房。在乡里建房,主要是为了自己将来退养需要,而乡间小楼也适合年轻人需求,方便将来女儿女婿回来一起相聚。小叔邻居家是大型乡间小楼,主人是医院退休医生,他的几个子女在城里都有正式工作,建小楼既是老年人养老需要,也是家庭聚会的场所。姑外婆年近80岁,她有三个儿子,都在城里成功落脚。但她家三个儿子也在老宅基地上建小楼。表舅说,房子建好以后,姑外婆和姑外公在家可以好好养老,他也方便从长沙回乡吃土菜。

  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都有都市生活的经验,也希望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条件在城市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城市,哪怕是县城,他们都不愿意去。毕竟,大多数农民工的积蓄,只够给子女买一套城市住房。而在农村建一套房,还有小菜园,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简约生活,又还有点积蓄,是相当完美的。

  在岳父老家,这两年推广双季稻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公路沿线到处是标语,还有“书记示范田”之类的。但深入村庄内部,田野荒芜,良田改种果树的现象也还存在。出门打工的种不了田,位置偏僻或耕作条件差的田,送人种也没人要。留在村里土里刨食的,总得种经济作物才有收益。岳父和小叔家的田都免费给邻居种,“不荒就行”。他们都有非常确定的预期,就是和子女分离,晚年大多数时间要独居,把承包地留着,就是退路。他们拼命给子女创造进城条件,帮助子女在城里买房买车,自己却退守村庄。

  

  自养

  很多农村人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养”秩序,独居、靠积蓄度日,力所能及赚零花钱,有些老人甚至连给自己办丧事的钱都准备好了。在乡村伦理上,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麻烦子女,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奶奶83岁,去年还种菜,每个集市都去卖新鲜菜,多余的腌制咸菜也卖,还养鸡卖。姑外婆年近80岁,也养鸡,过年时还送了我们家一只鸡。每年端午节,她还会采粽叶到集市上卖。外婆年近80,眼睛失明,外公还在世时,也靠外公制作麦芽糖卖钱度日。

  在一代农民工的观念中,孝道还是根深蒂固。给老人生活费,供应粮食,送老人就医,都是基本义务。就这样,“自养”和“孝道”并行不悖,形成了奇妙的“交换关系”。比如,老年人都会计算,子女孝顺了多少,尽量以其它方式反馈回去。奶奶之前养鸡、种菜,我们每年都享用了她不少鸡肉和鸡蛋。外公还在世时,卖麦芽糖有点积蓄,有一年就给每个子女送了一件金银首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老年人才会求助于子女。

  奶奶年前住院两次。第一次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奶奶生命危急的那个晚上,在昏迷之前打电话给大姑,大姑赶紧打120,但当时救护车到不了乡下。大姑只好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和岳母都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很是着急,赶紧打电话请邻居帮忙,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奶奶送进了医院。岳母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照顾奶奶。奶奶出院后,就住在县城大姑家休养恢复,后来,大姑一家和奶奶也感染上了新冠。奶奶一度呼吸困难,家人又着急让她住院。第二次住院的时候,120又说没车,岳母找了医院的亲戚帮忙协调,才派车过来。住进医院后,又因医院内部管理问题,迟迟无法安排床位,很是磨人。

  奶奶很幸运,前后在医院待了40天,总算度过了危机。家里人也觉得很满足,虽然过程磨人,但结果总是好的。因此,岳父和小叔年前回到家以后,高高兴兴地在镇上的餐馆摆了几桌,请那些来看望过奶奶的亲戚朋友吃饭。过年期间,岳父、小叔和姑姑商量奶奶的养老方案。尽管奶奶还一直念叨自己的老房子和菜园,但她“自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住院那天晚上的情景,家人事后想来还是有点后怕。商量的结果是,岳父和小叔出养老费,大姑则负责日常照料。

  岳父、小叔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代农民工在闲聊时都感叹,他们的父母在最后关头还是有人照顾的,以后他们自己老了没办法自理了,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又都在城里,可怎么办啊?客观上,在农村留有退路,是建立在有“自养”能力基础上的,但农村老年人一旦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自养”秩序就会顷刻瓦解。

  

  归宿

  有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可能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和岳父小叔不一样,小姑和小姑父都在外地务工,且多年未返乡。小姑父的母亲平常由小姑父的姐姐照料,这几年过年都是表弟回老家陪老人过年。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小姑和小姑父怕是不会返乡养老了。但小姑和小姑父将来在哪里落脚,却还不好说。

  大姑父早些年从县里的一家企业下岗,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外务工,大姑则一直在家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尽管家庭条件不算好,但他们拥有单位的一套集资建房,日子还过得去。这些年来,大姑父坚持自己缴纳社保,还有两年就到60岁,可以领养老金了。大姑父说,他这两年还有些压力,为了缴纳一两万元的社保,就得出去务工。但到了60岁以后,他就打算到乡下去养老。大姑父对钓鱼到了痴迷的程度,岳父在老家有两口大塘,他早就看中了,打算今后好好打理一下。

  县城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年轻人要进城享受都市生活。县城的房价三四千一平方米,生活配套也不错。表妹在县城买了一套新房,还有20多万元房贷。大姑父说,表妹两口子压力还是比较大。表妹在一家企业上班,除了交社保,拿到手的工资很有限。表妹夫当了12年消防员,今年夏天转业,会在事业单位上班。按当地工资水平,一个月只有4000元左右。

  也许,大姑父一家的未来生活安排是相对理想状态。年轻人可以在县城上班,老年人也在县城有住房,还在农村留有退路,加上又有社保和医保,不会给年轻人增加多少负担。并且,一旦到了无法“自养”的时候,还可以回城,依靠城市比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应付养老需求。

  其实,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走一步看一步”是基本策略。他们的决策,并没有完美方案,只能是按照事项的轻重缓急解决。他们得优先解决子女结婚和进城问题,大半辈子的打工收入都用于子女身上了。当子女在城市立足以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生活。家庭条件差的,“超龄”也得务工,为自己养老留点积蓄。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就可以较早谋划自己的退路,在乡间盖上房子,提高养老质量。至于说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还没考虑到这一步。

  世界变化太快,谈归宿有点奢侈。岳父说,到时能怎样呢?还不是子女说了怎样就怎样。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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