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在乡村

　　当我们决定要推出这样一个主要以“关注小人物命运为目的”的栏目时，是没想到后来这三年的特殊情况的。疫情三年，恍如一梦，无常成为日常，节奏完全被打断。

　　但是三年来，农民日报脉动栏目组记者抵达现场的步履不停、初衷未变。我们依然践行了“敲开或城或乡的一扇扇门，去记录那些带有命运质感，又不乏人性温度的故事”的承诺。我们依然在进行“通过寻常百姓的境遇，品味民生百态，感知乡土中国”的尝试与努力。

　　如今，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我们迎来了2023年，一个全新的开始。万物正待复苏，一切充满希望。

　　新的开始也意味着过去的终结。此时，我们希望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回望过去，捡拾其中一些细小的片段，稍显零碎，但又不失真实地呈现一点新闻背后的故事。

　　小事“问灵”，大事“共情”。这句话出自一本我很喜欢的小说。在小说里，“问灵”与“共情”是两种与灵魂交流的方法。碰到小事，问就行了；而每当遇到复杂的情况或者难解之谜，往往需要在“幻境”里跟随人物体验一遍他或她的经历，才能明白个中真意。

　　在这一年的新闻现场，我都在试图用这两种方式寻找我想要的故事。由于要做特稿写作，采访对象大多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也就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在采访这些人的过程里，我知道了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感同身受”这回事。我能做的，也只是在很多次的提问之后，无限地接近“共情”而已。

　　去年差不多也是在过年之前，我去了湖南湘西州的一家慈爱园，写了一篇《孤儿的家与园》。在到达现场之前，原本计划此次访谈的重点对象是园里的老师，想象着他们为了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付出慈爱、劳碌奔忙的故事，就感觉有很多内容可写。但在两天的“沉浸式”采访后，我才意识到，我更应该去关注的是那些被救助的孩子们。

　　慈爱园坐落在县城比较偏僻的地段。我在距离它一公里多的宾馆落脚，打算“近距离”观察和打量，也方便自己从早到晚完整地体验园里日常的一天。采访前一天傍晚，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走着，看到一家“良品铺子”，想着小孩子都喜欢零食，可以买点糖果点心“贿赂”一下这些特殊的采访对象。可是他们会不会收呢？

　　第二天到了采访现场，却发现“根本不够分”。孩子们空前热情，女孩子们拉着我问这问那，好奇心爆棚；小男生也都凑过来找吃的，有几个甚至把我包里的东西拿出来，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旁边的辅导员赶忙出来制止。

　　在这种氛围里，我试图走进他们的心灵，在一次次地“共情”之后，他们不再是面目模糊、为了衬托大人而存在于文字里的“背景板”，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独特的灵魂。

　　一个眨着大眼睛、笑嘻嘻地被哥哥姐姐簇拥着的三岁小男孩，他的妈妈贩毒被抓时他还在肚子里怀着，一出生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个扎着两个辫子、好奇心很重的女孩子，一条胳膊被精神有问题的父母用开水烫伤，留下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疤；还有一个能说会道、理想是“做个大记者”的女孩，刚会爬就跟着奶奶一起挨家挨户讨饭，却把园里发的零花钱攒起来，偷偷塞给从没主动来看过他的叔叔。

　　他们几乎都是事实孤儿，有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有的父母已经无力看管这些孩子，他们就跟着老人生活，而乡村的老人也并不能照顾到这些小小的生命与心灵。可是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那些闪亮的眼睛，那些细小的心思，那些因为正处在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你又会想，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我们先入为主地把“孤儿”这样一个标签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带着一种偏见的嫌疑呢？

　　当我把这些故事写在稿子里的时候，虽然无法真的去经历一遍他们曾经的人生，但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在告诉我，这些孩子并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孤儿”的样子，他们就是普通的孩子，有着“被人爱”的安全感和发自内心的快乐。而这也是慈爱园的存在对于社会和未来最大的意义——让这些事实“孤儿”在经历人生无法磨灭的创痛之后还能以健全的人格去面对生活、融入社会，并且学会感恩。

　　原以为只是一篇赞颂事迹的“好人好事”，在不断追问与“共情”之下，故事逐渐呈现出了我想要的样子。我想，从特稿读者的角度看，最有价值的可能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记者眼中的故事”；而从特稿记者的角度，应该更多地思考，我们能带给这个社会怎样的感悟与启示，我们该如何通过笔触去消解那些理所当然的偏见，最终逼近一个可能会令人错愕，又满怀温度的内核。

　　这个世间总是善良与恶意同行，残忍与温柔并存。人生更是充满了极端“复杂的情况”和不被人参透的“难解之谜”。但在一片迷雾之中，因为有我们在现场，人物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标签符号，故事也能够呈现出更清晰一点的模样，这个世界会不会就能因此变好一点呢？我不敢去抱有期待，只是在落笔之前，默默地祝愿着。

　　上世纪80年代，著名文化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发表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一直到现在这篇文章仍然是文化研究的经典篇目。上学时感到这篇文章晦涩难懂，读得一知半解，心想怎么还不能说话呢？被谁压抑着，又需要怎样的代言？直至当了记者，尤其做深度报道之后，我逐渐感受到，称农民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多么傲慢的精英说法。他们在说话，而且各种方言的话中有各种故事、俚语、智慧、哲学，比一些“不沉默的少数”说的话有意思多了。只不过他们的话，进入不了既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因而无法被听见。没有被听见，所以就被视为沉默，甚至愚昧，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在现场，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在现场而已。

　　这个感受，来自两次采访经历。

　　第一次是两年前写《一碗拉面，百味人生》时。拉面哥爆火，网红们朝着拉面哥所在的村庄蜂拥而上，关于他的文章铺天盖地。这是个好选题，而且本质上说，我跟那些网红也没什么两样，都是“蹭流量”。坐上火车往拉面哥村里去的时候，我脑子里除了那些大同小异的文章，还是一片空白。

　　“去吧，去了现场就知道要写什么了。”我是听了一位老编辑的“怂恿”才去的。

　　果然，不到现场，根本想象不到是怎样一番景象：拉面哥门前一片空地上，一波又一波的音浪里，披红挂绿的网红们在几部手机前唱歌、跳舞、画画、演戏，卖毛蛋的、卖水饺的、卖染了毛的小鸡的村民排了两行，这个天天逢集的村俨然已是一个大型艺术空间，很多平日里根本不会被人注意到的五花八门的人物，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聚合了。你发现，随意跟一个小网红聊，他们都会说得竭尽全力，仿佛在抓住一根能让他们出名的救命稻草。可是聊着聊着就深了。想起自己舍家撇业跑来挣钱，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又声泪俱下，妆也花了。

　　在村里的几天，我每时每刻都处于震惊当中。他们说的话，就像村里的音浪一样，向我涌来。回来写的时候，也不用怎么费力，他们就在我耳机里、视频里催着我的键盘哒哒哒地敲响。这些人，也是把拉面哥搞得不堪其扰的那些人。但是现实中，拉面哥和这些人又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用拉面哥的话说，有他们，村子才能吸引人，村里人才能有点别的收入。天南海北的人们通过视频看着他们在那里又蹦又跳、出相扮丑，却并不知道，在劣质妆容背后，这些人有着多么普通又辛酸的人生境遇。

　　包括我自己，要是不去现场，我可能一直都会把他们当作一群另类的怪异的存在。

　　第二次经历来自几天前写的那篇《疫情掠过的村庄》。从2022年12月开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在以另外一种形式与疫情对抗。很多信息将担忧指向了农村老人，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农村卫生室的情况。农村经历疫情，看起来就像经历了一场无声的风暴。这次我很早就列出了提纲，可是真正采访过后发现，很多情况和自己的想象并不一样。

　　村庄并没有如想象中一样在疫情中变得静悄悄的。因为村里除了老人，还有不能让瓜苗蔫了的种植户，还有在快递堆里处理订单的小店主，不管发不发烧，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在闲谈中回顾着这场疫情中的感受和周边人的经历。葬礼上除了哭声，还有阳过的、正在阳着的人在说话，他们的话里有他们每天必须应对的生活。

　　事实上他们一直在说话，有很多话要说。如果农民真的沉默、失语了，我想那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了听者，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沉默。没有被听见，以为他们失语了。

　　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代言，我只不过因为一份特殊的工作而有了一方能用文字说话的平台，能做的是尽量记录下他们丰富的话语，让他们自己开口，说一说自己的生活与人生。他们说得越多，你听得越多，就有可能越接近现场，也就越有可能抵达真实。至少不能因为我傲慢的写作和偏见在文章里沉默。

　　那是一次多家媒体共同赴某地的集体采访，连日的烈日和奔忙，终于迎来了最后一站。采访结束后，大家都在树荫下乘凉。一位当地媒体记者想采访几个省外媒体，谈谈这几天的采访感受。可能是因为疲劳，又或是出于谦让，大家并不积极。这位记者就像捉不住小鸡的老鹰一样，对着大家连连叹气。当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到我跟前时，我也明确表示了拒绝。最后，我怀着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目送他离开。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去年这一年的采访，人们对我这个陌生人给予了最大的包容和耐心，对一个他们生活中的“闯入者”给予了最大的善意和接纳。我在感动于这些人性之光的同时，内心的不安和歉意也愈发浓烈。如果要对这股情绪追根溯源，应该会追溯到上文说的那一次拒绝。

　　那件“小事”在那几天的采访中，在我今后的人生中，怎么看都应该是一朵迅速淹灭的小水花。而且这一年我一直沉浸在抵达特稿的路上，沉浸在柳暗花明的采访中，沉浸在每一篇文章发表后的喜悦中，可是有一天突然就想起了那个瞬间，一股歉意顺着我的脊背升腾而起。它就像一根刺，时不时地来戳一下我那健忘的神经：我拒绝了别人。而这一年，别人却给予了我惊喜又感动的配合。

　　这也让我觉得自己在慢慢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没有预先的安排或者铺垫，别人也没有义务对你的采访进行配合。所有想采访的人，文学巨匠、知名演员与学者，或者是一个忙于生计、根本没心思跟你交流的外卖小哥，都要靠自己的真诚与勇气去靠近。

　　2022年初，从小就喜欢追星的我，有一个机会去采访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著名演员郭晓东。设想了各种可能，会不会不理我？会不会不配合？会不会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所有的担心在见面的那一瞬消失无踪，身着黑色羽绒服，头戴鸭舌帽，一进咖啡馆就往角落里钻。如果在大街上擦肩而过，我绝对不会认出，这是一个大明星。

　　如果说，好的爱情是一场双向奔赴，那么我认为，好的采访也是。并不是我找到了你，我问、你答。这场采访就像一壶沸腾到不断顶开壶盖的开水，终于找到了可以让它倾泻而下的容器。没有热场，没有提前对好的“剧本”，更不用按照采访提纲按部就班。那种身为农家子弟的自豪感，想反哺家乡的热切，对时代改变人生的感激，在真诚与平实的语言中喷薄而出。一开始，郭晓东的身子向我这个方向弓着，随着话语的倾吐，慢慢舒展，直到最后靠向椅背。我记住了那些采访中熠熠生辉却又踏破铁鞋的真诚与开放。

　　如果说一生有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足矣，而我在去年遇到了两次。找到妇女维权律师林丽霞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相遇的分量——直到报道发出后引起了关注。国内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自不必言说。但那种穷尽一切缝隙也要破土而出的坚韧，是我始料未及的。别的采访，记者要去苦苦寻找采访对象，而林丽霞却总是遍寻媒体而无果：话题太敏感了，写不了。她甚至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待我的。几十年来的奔走与呼喊，身经百战积累的案例与敏感，让你几乎不必提问，她就知道你要什么。整个采访过程，她是绝对的主角，或者说，是她帮我完成采访的。“要什么案例，我这有！哪里不明白，问我！梁军老师的故事值得单独写篇深度报道。”成稿后还对文中涉及法律专业知识的部分仔细核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采访都这么顺利。我也遇到过质问：接受你的采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你能给我们拉来赞助吗？你能给我们带来国家项目的关注吗？如果不能，我们为啥要接受你的采访？

　　我不能。我说我能做的只是记录，并且让他们的故事为更多的人知晓。这些失控的瞬间，让我知道每一次现场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特稿新手，我没有经验可以依靠。我凭借的只是一点运气、一点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转瞬变化的心意。毕竟，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他们的，而且，他们最终也配合了我。

　　我时常想，我该怎么回报他们呢？这些可爱又无私的人！人们总说，这是一个割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体谅与懂得，变得越来越难得。那么，新的一年，我希望用文字来帮助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让理解发生，哪怕只是短暂存在。让共鸣成为可能，哪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误解。最重要的是，我想用文字去记录那些给与了我最大接纳的人们——平凡的人，只要有文字记录，他们便不会湮没于大地；被书写过多次的人，也可以通过新的文字看到不一样的侧面。而且我知道，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我想说，如果一次采访连自己都没有打动那绝对是失败的。所以去年2月份，当我从石各庄村回到住处，打了一盆热水泡我那双冻得失去知觉的脚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且写精彩。

　　石各庄是北京东五环边上的一个城中村，聚集着大量外来农民工。去年2月初，距离“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热点已经过去一周，岳某寻子事件尘埃落定，石各庄村刚刚解封管控，一切都在恢复当中。我接到一个任务，栏目组认为有必要去村里跑一趟，探一探这个被称为“北京起得最早的村子之一”“五环外农民工天堂”的地方，人们到底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来应对眼前的生活的。

　　2月16日，我第一次来到石各庄村。元宵节刚过，村子里大部分商店、房屋仍是大门紧锁。从村南走到村北，再从东到西穿过一排排平房，很少看到行人，更不用说见到先前有媒体报道中大家蹲在外面找工作的场景。

　　没有认识的人。我尝试着敲门随机找人进行采访，他们打开门，看着我，很奇怪，保持着警惕，委婉拒绝。借着在村里一家河南烩面馆吃饭的功夫，想和老板聊聊，对方也是敷衍两句，继续去后厨忙了。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所有的道路都敞开着，进村容易，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如此敞开，走入村里人的生活依然很难。第一次，无功而返。

　　第二天，我又去了石各庄村，在寻找采访对象方面还是没有收获。但这两天的“闲逛”倒是让我看清楚村子里的一些情景：简易的木板门挡不住冬日的冷风，没有暖气的房屋里只有单薄的一床被子；门前滴滴答答的水流，是为了防止水管冻住而无法使用；数不清的公共厕所串联在一起，偶尔散发出一些难闻的味道。

　　很难想象这里居住着上万人。城市、村中村；零工群体、城市运转；反差感……当这些关键词逐渐出现在脑海中，石各庄这里一定有些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

　　第三次到石各庄时，我碰到了房东张叔，一个热心健谈的石各庄村本地人。表明来意，说到前几次在村里被拒，张叔说很正常，“村里的本地人互相认识，其他租户也是熟人介绍。一看你这身衣裳就不像是村里的人。”

　　同张叔聊起岳某的经历，他不以为然，觉得住在这里的人都比岳某辛苦。于是给我讲了石各庄拆迁的矛盾，讲了他在公交停保场内的看守工作，还讲了他的租户因为疫情这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挣不了钱。

　　“现在回村的人少，他们还在老家待着。”他建议我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石各庄的选题不得已暂缓。

　　4月中旬再访石各庄，我编辑了一段文字通过微信发给张叔，一个感叹号出现了。我心里忐忑：怎么会把我删了？是不是我错过了约定时间？是不是张叔觉得我是骗子？

　　第二天，赶快奔向石各庄，张叔解释说是误删。在他的介绍下，我很快认识了搬运工老王、外卖骑手杨静心、钟点工罗重能，才让选题得以继续。

　　与老王他们一起吃饭、跟着他们去工地……几天接触下来，我发现石各庄的这群人热爱生活、默默拼搏。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挣钱。虽然来自不同地方，问到挣钱的用途，答案又那么相似——为了孩子。我注意到，他们中就算再腼腆的人，在聊到自家孩子时，也会慢慢打开话匣子。

　　前不久，我看到老王的朋友圈发得愈发频繁，这是他的习惯，将每日装卸工作的场景拍个短视频，配上些文字发到朋友圈里。一条条视频的背后是他接到的一个个订单，我想这是老王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回想采访过程中，有人一直反问我，关注石各庄的零工群体有什么用？是能改变石各庄现在的居住环境？能帮他们找到更多的订单？还是能帮忙要回欠款？

　　当时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现在我的答案是，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被看见，也是价值。

　　（本版作者，按稿件顺序：陈艺娇　巩淑云　颜旭　刘自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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