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土地上的庄稼”

　　大一新生时期的王尧。

　　在这些年的写作中，王尧的脑海里总是反复浮现一个意象：“许多年前，我背着一个木箱，过了村前的大桥，去十里外的公路等候往县城的汽车，再从县城搭乘长途车去苏州。在公路上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离乡的感觉，即便在县城车站我也没有伤感。车行百里，在江边上渡船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乡村在我身后了。”

　　离开乡村四十余年，曾经熟悉的、几乎多少年不变的场景，在他读大学、参加工作的这些年逐渐改变甚至消失。当他带着记忆回到乡村时，有许多印象已经无法吻合，“我在变，我熟悉的村子也在变。”

　　但王尧觉得，人总要告别自己生活过的时空，当年离开村庄，与他和村庄的感情没有关系，即使在第二故乡苏州生活了四十余年，他始终觉得是村庄塑造了他，“我和故乡已经重叠在一起，这种血肉联系不会断裂了。”

　　2020年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参会，王尧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青少年时期，他最亲近的乐器就是二胡，他最早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几乎都是二胡拉出来的。许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一拨行人走过后，他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气息让王尧觉得他是自己乡亲中的一位。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

　　王尧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她还说她那时扎着一根长辫子。在摇篮曲之外，王尧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曲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曲子终了，这个男人起身，和王尧反向而行。当王尧过了十字路口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

　　回到苏州后，王尧在电脑上打了两个字——民谣，作为他首部长篇小说的名字。“简单说，《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现实和人性的一首民间小调。”

　　《民谣》完稿于2020年，但起笔却在二十年前。2001年，王尧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时，已经写了一部分，在这之前，个别要好的朋友已经知道他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这一坐，将近二十年，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在他几个电脑里有不同的版本。

　　对于为什么会拖延这么长时间，王尧非常坦诚：“与我的思想和写作能力不足有关。再加上我平时旁骛多，很难集中精力写长篇。近几年，我的思想和写作准备相对成熟，又因为疫情无法出门，便集中精力去完成了。”

　　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莫言、苏童、麦家等众多作家的盛赞，阎连科评价说：“《民谣》重建了小说之根基，也推开了小说革命之门窗，在整个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它像贝聿铭在卢浮宫直立起的那座现代金字塔，是传统之入口，亦是现代之出口。”对于这样的褒奖，王尧连连说，这让他“惶恐不安，所谓不能承受之重。”

　　他说，这可能跟他的一个发言有关。在2020年郁达夫小说奖初评会议上，王尧在评估了小说的现状后，提出了“小说革命”的主张。他认为小说艺术停滞不前，小说家也缺少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需要再发生一些变化，在发展中重新定义小说。这个发言曾经持续讨论了一年，成为一个话题。

　　在会议发言前，《民谣》已经定稿，后来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有论者认为《民谣》是因倡导小说革命而写的。“如果这样看待，我就变成了在理论和实践上倡导小说革命的人了。我没有这么厉害的。我的同行批评家对小说艺术都有独到的理解，我的作家朋友也写出了众多优秀的小说。就《民谣》而言，我确实在叙事、结构、语言、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它因此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但这些是否成功，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在《民谣》出版后，很多读者朋友有“自传体”的感觉，他尊重这种感觉。开始，他还不断解释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但后来发现，这种解释是多余的，“我也看到少年的我在小说中奔跑。”

　　《民谣》当然有王尧个人的痕迹，但它是一部虚构之书。“少年的我没有小说中王大头那么厉害，虽然我也是大头，这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读者朋友的这种感觉与我的写作方式有关，即使很熟悉我的人，在读杂篇时也以为那些真的是我的作文，其实，杂篇中的诸篇和注释中的故事，都是虚构文本。这让我有点小得意。”

　　少年的王尧是渴望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与贫穷连接在一起的苏北小村——莫庄。他在散文中多次写道：“在青少年时代，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就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

　　1977年，王尧在镇上的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青”。回乡前，几个同学一起吃饭，饭后同学的父亲对他们几个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王尧觉得不仅是筵席，以前的一切都散了。

　　许多年以后，当他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令他潸然泪下。“好像是拍某铁路开通的事件，在火车通过的村子，一个少年在山坡上牧羊，记者问他：你大了干什么？答：娶老婆。问：娶了老婆以后呢？答：生娃娃。问：娃娃干什么呢？答：娃娃放羊。”

　　王尧觉得他和他的乡村伙伴其实也曾是这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娃娃，乡村的生活就是这样循环。而不同的是，他到了镇上读高中，有限的书本和与乡村形成差别的小镇生活向他昭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样的意识中，那根长久循环的链条上有一节开始松动。

　　从15岁离开村庄到镇上读完两年中学以后，他又回来了。“从一座桥上走过时，我把脱下的短袖挂在水泥栏杆上，毫无目的地仰望天空俯视河水。我局促的内心越来越空旷，就像收割了稻子之后的土地，被耕耘过一遍，可麦子还没播种。”文字里的忧伤就这样氲氤出了纸面。

　　当高考终于恢复以后，王尧已经回乡务农了。第一次匆忙的高考，失败了，他也因此成为一个负面的例子，上高中成绩好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试也有考运。贫寒的家境不容许他像别人那样专门在家复习，尽管父母有这样的意愿，他还是去做了学校的民办代课老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了，在他从乡村的小道上往返学校与村庄之间时。代课不会固定在一个学校，这学期在这个学校，下学期就可能到另外一所学校，完全视学校缺编的情况。在村上的学校代完课，他到了邻村吴堡大队学校代课，教语文、体育和化学，从一个春天到另外一个春天。

　　这个村子虽然与他们村田靠田，但生活更困难，那是一片低洼地，村子的灰暗和破旧曾让王尧印象很深。他记得班里有一个女生，是成绩非常好的班干部，没有交学费。王尧一等再等，但学校催他赶紧完成这件事。他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王尧了解她姐妹特别多，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学校没有减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看她哭成那样，王尧差点说：“实在不行，我替你交吧。”没有说的原因是他母亲复发肾病，需要钱治病。后来他只好说：“不能拖过放寒假啊。”

　　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女生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对他说：“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他不知所措，让她回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到地上。下课后，他把鸡蛋送到厨房，他和另一位老师买下了。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尧说：“那里有一篮子鸡蛋，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

　　这学期结束后，本来还有其他的代课机会，但在父母的坚持下，王尧准备集中精力复习迎考。为了生活，他的父母廉价卖掉了几根准备造房子用的屋梁。

　　1981年，二十一岁那年，王尧终于离开村庄负笈江南念书，从此在苏州扎根。

　　王尧至今仍记得当年凑齐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不容易：“父母亲找到了几块木板，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带到镇上，父亲的一个朋友帮忙油漆了，拿回来时，感觉就像嫁妆。这个箱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时带回，我的小弟弟带它去读书了。有往来的亲朋好友来道贺时，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有的送热水瓶，有的送洗脸盆，有的送袜子等。”

　　在苏州大学教书，王尧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少年到城里来读书，也会见到很多乡村背景、在城里工作的青年，他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当年考大学，一个村庄能考取一两个就很厉害了。对这一代青少年，他觉得已经不宜用城乡这样的二分法来看待他们。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展开，乡村和城市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乡村的独特性还在，另一方面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也日益加深。他希望这些青年朋友像对待故乡一样，对待自己的第二故乡，“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乡村，记住，乡村永远是你最温暖和稳定的家。”

　　“为什么所有的写作者一旦写到父母亲在与不在的故乡都会让人感动，因为这个记忆是疼痛的。疼痛的记忆才能转换成感人的文字……每个人都是带着疼痛离开村庄的，但疼痛并不是村庄对你的伤害。如果疼痛中流着鲜血，那么疼痛中总是散发着暖意。”这是他的散文集《时代与肖像》里的一段文字。

　　问他“对于故乡最疼痛的记忆是什么，最温暖的又是什么？”他回答：“最疼痛的记忆是贫困，最温暖的记忆是贫困中善良的人性。”

　　读王尧的作品，总会让人感到一种哀伤但又温暖、静谧但又奔涌的审美体验。当问起这是否是他本人性格在文本中的自然流露时，王尧说，他确实是容易伤感的性格。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温暖的，我把哀伤留在体内。这样说可能有点夸自己了。我在文字中沉浸了个人的情绪，这让一些朋友读我的小说时以为在读散文。”他说完有些不好意思。

　　但五十岁以后，他知道要节制写作中的情绪，他知道哀伤、温暖和静谧，需要与写作内容匹配并融合在一起。他本性喜欢安静，但长期的社会工作让他看上去热闹。他喜欢独处，喝茶，抽烟，现在想戒烟了。每天早上起来后，他会坐在书房喝茶、发呆，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半年，他有时候成天不说话的。“如果不能沉浸下来，写作时的心气和文字都不会干干净净。”

　　王尧曾说，故乡是他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他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一直坚持散文写作，写不同的题材，出版了多种散文集。以《时代与肖像》和《民谣》为例，都是写他记忆中的故乡，虽然文体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他作为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也不同，但都是他对乡村生活的一种人文的、历史的、美学的理解。

　　在散文集《时代与肖像》中，他写了表姐、奶奶、外公，还有李先生、气功叔叔、左老师、初高中同学等很多故乡的人，那些在乡村的贫困和寒冷中，依旧充满暖意和善良的美好德行，让人印象深刻，散发出浓浓的乡愁。但王尧说他写作这部散文集不是抒发乡愁。

　　“那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其实有两种乡愁，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对故土的感情，一种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前现代文化的缅怀。我的写作当然有前一种乡愁，但我一直警惕后一种的弥散。后一种所谓乡愁，并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乡村的发展问题，乡村和城市都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了，我们不可能以一种价值替代另一种价值，而是要整合，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人文。”王尧说，他是把乡愁作为一种方法来写作的，不是用乡愁来倾诉和塑造自己。

　　曾经在写作故乡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时，他一直无法回答自己，他在叙述中是靠近了他们，还是远离了他们，但现在他似乎有了答案。王尧认为，他和他们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和乡村的关系。“我在他乡，和他们的关系若即若离。写作当然是一次靠近，是在实际生活中远离后的靠近。现在如果要说有什么答案，我感觉远和近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如何理解他们。”

　　王尧感觉每一次关于乡村的写作，其实都是一次自我的死而复生。在《时代与肖像》里有一篇散文，他说庄前的那条河，总是在那里流淌，它存在与他的祖先和他以及后辈没有关系。他觉得，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无论你是扎根乡村，还是活在别处，都是那块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的庄稼。一个人，可能长成麦子，也可能长成稻谷。乡村让他对历史时空和人性不时产生新的认识。

　　王尧的母亲2021年突然去世了，按照老人家生前愿望，安葬在老家。2022年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因为疫情的原因，王尧没有能回去扫墓。他把母亲的遗像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我读书写作时，母亲看着我。我累了，会起身看母亲，母亲朝我微笑。”

　　等到疫情好转，可以走动时，他回了一趟老家，去祭扫了母亲的坟。他的很多亲友和乡亲，都在墓地附近的田埂上等他。直到上大学前，王尧就是跟着母亲和这些乡亲一起在田里干活的。现在乡村的土地是他熟悉的，但上面的风景不完全一样了。他几乎没有见到他女儿这个辈分的青年，他们好像都不在村庄上了。

　　现在，他的两个阿姨还在村庄，她们差不多每年会到他这边住一段时间，王尧感觉她们的状态很好。她们过来时，话题差不多都是老家的事。以前，他的父母亲喜欢给她们和其他老家的亲友打电话，他从学校回家时，他母亲健在时，喜欢告诉他从电话里获得的消息。

　　现在，王尧比较关注老家的建设，回去也好，在苏州也好，他会给镇上和村上的领导提些建议。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关注镇上老街的改造，农村河道的污染。家乡的“父母官”有时问他，在老家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处理，他说他希望河流的水，能像他青少年时那样清澈。

　　王尧的孩子在城里长大，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乡村生活过几个月。在老人没有跟随王尧和他弟弟到城里生活之前，他们一家每年都回去过春节，清明回去扫墓。他的乡村亲友也经常到苏州来。所以王尧说，他从来不会担心故乡变他乡，“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

　　对于是否会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孩子与故乡村庄的联系，王尧觉得自己的乡村伦理已经影响了孩子的成长，他的孩子还有乡村记忆，但他觉得这不重要，乡土中国在变化，他们这一代人的乡村生活和记忆，是他们的一部分，它在今天的文化转型中也以精神、情怀、生活方式或其它因素渗透在当代文化中。他只希望下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热爱土地，热爱在这片土地或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他乡。他们能知道那个叫王尧的祖父、曾祖父是从那个村庄走出来的人就行了。”

　　王尧的老家莫庄村现在和别的村庄合并了，曾经为取什么名字争执不下，后来命名为“茂富村”。现在各地的很多村名地名路名让王尧感到失望，他很担心多少年过去后，下一代会诧异：你们这代人如此缺少文化和历史感。王尧希望莫庄改回原来的名字。

　　离开莫庄四十余年，王尧深感作为一种生活的乡村与他已经远了，但故乡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无论在空间上有多远，心理上是近的。在写作中之所以返回故乡，其实也是在以新的方式密切与它的联系。

　　乡村不能不发展，发展了就有新的东西，这些东西相对之前的乡村记忆是陌生的。他现在比较担忧的问题是乡村的生态问题、老龄化问题，更让他担忧的是，当下的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没有能够重建好乡村的人文结构。如果有机会，他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未来的写作计划，王尧笑言：“我好像不知老之将至，还在不停给自己派活。”他现在的日常事务很多，要在纷扰中安排好时间。写作主要是学术和创作两类，还是以学术为主。目前在写作新长篇，是关于苏州的。他说他肯定会重写乡村，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疫情之前，他一直准备在东北、华北、西南、西北选择一些乡村去呆上一段时间。“期待能够自由行走时，我想卷起裤管，像少年时那样，在田野上仰望天空。”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