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之间，构建城乡信任

　　郝贺芬（左一）正在打包农产品。

　　村里养的鸡。

　　村里老人收割高粱。

　　8月，北京炎热的下午，记者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见到了叶敬忠教授，他刚结束为期一周的调研，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回来。叶敬忠告诉记者，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易县西部的桑岗村。因为在这里，叶敬忠带领的团队开展了一项叫做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试验，从2010年持续至今。

　　巢状市场并非是在桑岗村建立一个农贸市场，它是将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通过农户自己组织生产、定价、送货，完成买卖。在一次次交易中，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会产生互动关系，从而发展成为城乡信任。城市消费者也会利用闲暇时间，来到桑岗村，一方面想亲眼看到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体验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也想尝试帮助当地的农户。

　　叶敬忠认为，与平日所见的市场不同，巢状市场是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实名的、直接对接的、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另一种市场。在这个无形的市场里，城市消费者能够买到健康的农产品，农村生产者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为自己留下更多利润。买与卖的交易中，一种新的社会信任正在被构建。

　　问及为什么取名巢状市场，叶敬忠解释说，“你们看鸟巢是由有边界的多边形组成，鸟巢也因为连在一起的各个节点，更具有稳定性。”叶敬忠所设计的巢状市场也是如此，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通过各种农产品建立了节点，他们之间产生的信任和互惠编织的网络就像鸟巢一样稳定。

　　小农、城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扶贫、信任、共同参与，叶敬忠讲述的这几个关键词能够勾勒出巢状市场背后的逻辑。

　　从北京六里桥客运主枢纽花35元买一张汽车票，大约两个小时，行驶150公里左右就能到达易县，然后换乘班车，再花费1个多小时就能看到桑岗村。

　　桑岗村不大，步行大概十分钟便能从村头走到村尾，步测两端距离800米，村子聚集分布，村前有一条小河流过。从宣传橱窗上的村情简介得知，桑岗村是典型山区农业村庄，全村200余户，600多人，但常住人口不到一半。整村以低山为主，山场面积近20万亩，耕地面积700亩左右，主要种植红薯、玉米、花生。

　　像桑岗村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太普通也太普遍了，巢状市场试点选在桑岗村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们在包括桑岗村在内的4个村庄做扶贫项目，通过资金支持，修路、引水，完善基础的便民设施。”叶敬忠说到，基础设施建好后，怎么让农民增加收入，一直困扰着他。他也思考过在这些村庄引入加工厂、发展苹果等产业，但冒然发展新产业不仅不一定能使农户增加收入，还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风险，况且产业收益也不是立马见效。

　　叶敬忠发现，桑岗村农户最拿手的事就是按照他们的方式生产各种农产品，别看他们地少，一家养鸡养猪，再种些红薯、玉米，院前有些蔬菜，这也是产业。

　　顺着这个思路，他想着帮助农户把门类各异的农产品和市场有效对接上，尽管易县和坡仓乡有自己的农贸市场和赶集传统，村里老年人不一定方便去这么远的地方；就算是去卖，价格也不一定满意。但城市里就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消费者也正到处寻找由传统一家一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他们觉得这种产品很健康。

　　于是，叶敬忠需要在易县的村子里选一个试点，要求本村有责任心、组织能力的人带着大家一起完成。许新全是当时桑岗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村委会计，作为村干部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带领村民创收。就这样，他和张常春、郝贺芬三人便接下了这个任务，一干就是12年。

　　刚开始，许新全只需要协助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统一组织农产品，对接人群就是学校东区、西区的老师学生。巢状市场城市消费者就是从熟人开始，滚雪球发展。

　　时间一长、订单一多，加上老师还有其他工作，许新全他们就得自己尝试去送货。虽说现在从村里到北京的路走起来非常方便，那时却充满了坎坷，许新全仍记得第一次送货的场景。

　　“我们租了一个面包车，后备箱里载着货，当时从村里到北京的京港澳高速还没有通车，只能从涞水县上高速路。天气也不好，有大雾，一会儿上高速一会儿下高速，凌晨两点出发，到下午两点才到北京。”

　　在学校等待许新全送货的贺聪志老师是叶敬忠团队中的一员，她很不放心，心里想着都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故。

　　许新全解释说，其实路上也不是有什么危险，就是不熟悉路程，车上又不像现在有导航那么方便。货总算是送到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许新全他们三人每个月轮流去北京送一次货。

　　“事实上，巢状市场开始是由学校老师和学生志愿者承担的。现在整个过程都是由桑岗村村民在组织，包括后来建立的消费者互动微信群，也是由他们自己维护。”贺聪志介绍说。

　　从开始只管把货送到学校东西校区，由贺聪志带着学生志愿者帮着卸货、对账到2012年开始，许新全他们独立完成送货流程，再到2015年发展到8个固定的送货点，巢状市场初具规模。

　　随着城市消费者和产品需要的增多，桑岗村的农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巢状市场，许新全说他们在和邻村合作，带动周边的农产品销售。

　　每当叶敬忠做有关巢状市场讲座或是向地方介绍典型经验时，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于巢状市场能为小农户带来多少收益？市场运转是否复杂而不可复制？叶敬忠认为很多人把巢状市场想得太宏观，导致理解上有偏差。它背后逻辑很简单，内涵却很丰富，就是信任，潜移默化地改变。

　　叶敬忠讲到，巢状市场的建立只需要做三件事情：组织生产，把农村生产者的产品集中；发动消费者，依靠熟人群体介绍；最后成功对接。看似简单的三者之间却代表着一种特别重要的信任关系，即城市消费者、桑岗村农户、组织者之间的相互信任。

　　“普通农户能从巢状市场赚多少钱啊，这钱全让许新全他们赚走了。”这是许新全负责巢状市场后，听到的一些话。他表示开始有人怀疑、观望都比较正常。巢状市场上农产品的售价是同叶敬忠团队的老师和一些消费者一起商量出来的，规定从农户手里收购价和销售价会有一个适度的差价。这样的规定既能使城市消费者接受售价，也能支付送货中面包车的租赁费、高速过路费和人工费等成本。

　　弄清楚巢状市场的定价标准，看到自己家的农产品能通过市场变现，村民加入市场的热情也高了，很多人也不再怀疑许新全他们“倒买倒卖”。

　　自从学会使用手机，巢状市场从纸质订单变成了微信接龙，但当时微信并没有接龙的功能，也就是在群里发消息说需要什么农产品。郝贺芬记得，经常会出现某个消费者今天要了黄豆，第三天他又换成黑豆，反反复复很是麻烦，还容易出现把货送错的情况。

　　在万柳送货点的微信群里，有一名消费者是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看到这种情况，他向公司申请帮着设计了一个平台，让巢状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免费使用，方便郝贺芬他们收集订单。这个平台用到了2019年，直到公司业务调整。

　　巢状市场8个固定送货点的微信群里，都会自发出现一些志愿者，他们在巢状市场运转过程帮了桑岗村不少的忙。

　　“印象特别深的是，因为太阳园送货点不好停车，群里的靳老师帮着联系小区物业，从地下车库进去取货，她拉着小板车把太阳园所有消费者的货全部拉上去，帮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还有消费者提供了冰柜存储产品，预防有人因事耽误取货……”许新全回想到这些年消费者对他们的帮助，心里十分温暖。

　　当然也会有不愉快的事情。郝贺芬清晰记得，在万柳送货点微信群里有位消费者向她投诉肉有质量问题。郝贺芬赶快和消费者联系，问清楚情况，但两人沟通似乎不太愉快，挂完电话后，这位消费者直接退出了群。一年后，郝贺芬在玉泉路送货点的群里发现一个人的微信和上次退群的竟是同一个人，原来她又加进来了，还在继续购买巢状市场的农产品。后来这位消费者一直陪伴了巢状市场多年，直到今天。郝贺芬说，这事让她很感动。

　　还有一位消费者，听家政服务员说巢状市场的土鸡蛋是假的，她也退群了，不过后来又加入了。再后来，这位消费者成为一名巢状市场的热心志愿者，还组织了多次城市消费者到村庄的访问活动。

　　退群，再加入。在一次次碰撞中，巢状市场留住了消费者，也留住了他们的信任。8个固定送货点，涉及400多户，直接受益人就有1000多人。

　　桑岗村的农户习惯把巢状市场里的城市消费者叫做“巢友”，每年都会有大批“巢友”来到桑岗村，认识农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尽自己的力量带“活”乡村。

　　“随后我们开展户外活动，了解家乡——认识村庄文化。跟随我村的村支书寻找村中老庙，我们一共去了六座庙，分别是：好汉庙、五道爷庙、龙王庙、老爷庙、山神庙和奶奶庙。”“今天是快乐营开营的第二天，我们要去玉皇坨看望那里的留守老人。玉皇坨海拔1000多米，山路弯弯，必须要徒步进入。出发前，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带着消费者捐赠的衣物，开始了漫漫征程。”这些是桑岗村孩子们写的暑假快乐营简讯。

　　8月中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刘晓林等三位老师来到桑岗村组织孩子们夏令营，筹划妇女长期培训等。

　　刘晓林从巢状市场运转那天开始，一有时间就会参与其中，她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巢友”。她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是在“巢友”提出建议后尝试组织的。玉泉路送货点有一名“巢友”之前带着孩子来过桑岗村，体验普通农村的生活，认识山上的石头和中草药。甚至会给小孩选择一个课题，一起进入农民家做调查。“巢友”们认为不能只让城市的孩子参与，还要让乡村的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

　　村里重新修缮的图书馆被命名为太阳花巢友共建图书室，因为这里的图书很多是来自送货时“巢友”的捐赠；有位“巢友”的爱人是一名医生，他们带着北京301医院的医生到村里做义诊……

　　“巢友”群体分布在各行各业，也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刘晓林希望在这几个固定送货点里能多些有组织能力、热心的“巢友”，他们能带动身边的人到桑岗村，依托各类活动，促进城乡互动，并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和村庄规划中，看见他们的身影。

　　叶敬忠表示，因为有充分的信任和日常互动为基础，城市消费者愿意走进农产品的生产地，他们不光购买农产品，还会去提供志愿服务。叶敬忠每年也会带学生到桑岗村做研究，这里成为他们观察和研究乡村变迁和各种发展议题的社会田野。老师和学生会住在农户家里，为农户带来一定的消费收入。

　　“在图书室附近还要做一个农政博物馆，展示农耕文化。”叶敬忠提到接下来的打算，依托于巢状市场的农产品对接，鼓励城市消费者到村庄去，为他们组织更多城乡互动的活动。

　　如今，67岁的许新全不再负责巢状市场，张常春因为跑大车难以分身退出组织，剩下郝贺芬带头承担市场的运转。

　　离郝贺芬家不到100米的院子是巢状市场农产品储存、包装、分发的地方。8月16日上午6点，郝贺芬和几名村民早早来到院子里，因为这一天又到了每月向“巢友”们送货的时间。

　　他们拿出标有姓名、数量的订货单，熟练地分拣排骨、鸡蛋、土豆、蔬菜等农产品，装入保鲜袋封口；贴上一张标有巢状市场名称的标签，填写好消费者姓名、电话、产品名称数量、产地和生产者姓名等信息，再和冰袋一起放入快递盒里。郝贺芬他们必须赶在下午快递员到村里前完成所有的打包工作，毕竟快递员不是每天都能来收发快递。错过了一个订单，意味着该名“巢友”不能收到本月的订货。

　　巢状市场进城的方式变了，这也是不得已的改变。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运转十年的巢状市场歇业了4个月。期间，“巢友”们在群里一次次问郝贺芬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送货，也有人担心他们往返途中会增加感染风险。

　　“巢友”们着急，郝贺芬更着急。为了让巢状市场正常运转，他们将目光投向快递，尝试一种新的进城方式，以解燃眉之急。“平时在网上购物，觉得收发快递很简单，可要通过快递代替往日进城送货，很多问题就随之而来。”想到包装、快递时效等问题，郝贺芬心里也犯了愁。

　　在叶敬忠团队老师的帮助下，郝贺芬他们找到了几家快递公司进行试验，有的快递公司费用便宜，但它派送范围只到乡镇，不能入村且送达时间长；有的快递公司能够保证冷链运输，但是费用是其他公司的一倍，会增加成本。经过多次协商，顺丰成为巢状市场的合作伙伴，考虑到巢状市场是在助农，公司还给予了一定的折扣。

　　接下来就是包装的问题，以鸡蛋为例，以往村里包装比较简单，搁一些青草把鸡蛋埋在里面，这样既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鸡蛋不会因为颠簸坏掉；当“巢友”收到鸡蛋时，还能闻到村里的青草香。但是转向快递后，这种形式肯定不行。叶敬忠团队的老师带着郝贺芬他们去探索，请教其他新农人电商以什么样的方式既安全又环保。

　　解决好运输和包装问题，郝贺芬他们并没有直接将农产品发给“巢友”，听从叶敬忠团队老师的建议，他们做了一次试验，将一批鸡蛋肉类等产品发给叶敬忠团队的老师，反馈意见改进流程后再发给“巢友”们。

　　有了快递，巢状市场的几个群又热闹起来，接龙下单的消息一条接一条。收到货后，“巢友”大部分反映，现在方便多了，不用提前在小区门口等待，也不用担心有事不能及时取货，快递的冷链包装更能保持农产品的新鲜度。

　　郝贺芬他们也觉得省事了不少，感觉快递解决了以往进城送货的一些难题，不用再提前办进京证，不用害怕城管执法，不用担心“巢友”取不到货……

　　快递进城方便了巢状市场的双方，对此，贺聪志并没有太多欣喜。一方面，新的进城方式解决了农产品进城和快递下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农民不需要再去面临复杂的城市交通，省去了送货中间的麻烦。但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桑岗村小农和消费者面对面的互动，更可能会消解城乡的强互动关系。农产品走向快递，买卖的全过程都能在线上进行。久而久之，“巢友”平时见到村民们的机会变少了，小农进城的概率更低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快递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和价格成本会分走小农一部分利润；市场中的农产品需要重新定价，而这个价格一定是高于之前。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巢状市场最初的设想是有些相悖的。”贺聪志表示不愿意看到巢状市场变成只是售卖农产品，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城乡互动和信任随着快递而消解。但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快递是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必然趋势。

　　从小农进城到快递进城，现在的巢状市场已经能通过快递顺畅地运转，小农户手中优质农产品能够更快地到达“巢友”手中。

　　尽管如此，许新全告诉记者，很多“巢友”还会在微信上私信他，表示好久没有见到他，问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自己来送货，顺便带走闲置的图书和衣服。

　　“等到疫情完全控制，不再担心因为疫情给桑岗村和‘巢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时，我们还会进城，送货上门。”郝贺芬说，到时候，他们也能到村里来，巢状市场还是那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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