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寸草，悠悠我心

　　任继周，1924年生于山东平原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

　　1950年初，任继周在兰州鉴定牧草标本。

　　1958年，任继周（右1）在越南农村考察。

　　1981年，任继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中国草原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任继周在贵州扶贫考察。

　　98岁高龄的任继周犹记得那个美梦。

　　那是2009年5月，住院整20天的时候。晨昏恍惚之际，院外的车流声，恍如忽紧忽慢、忽轻忽重、若断若续的风雨声，如天籁般，把他从枯寂的病房带回广阔的草原，抛入了静卧在草原风雨中的帐篷里……

　　草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扎根草原70余年，他总自称“草人”，夫人李慧敏曾笑称，“他这一生全为了他的草，脑子里也像长满了草！”

　　如今任老已近期颐之年，人生如草原般浩瀚，学术“草原”亦百草丰茂。但他依然如一株青草，葆有纯净、坚毅和旺盛的生命力，兀自生长。

　　出生在战争年代，12岁的任继周便离开家乡平原，在鲁鄂川渝等多地求学辗转。

　　任继周弟兄四个，大哥早逝，二哥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三哥是经济学家任继亮，任继周最小。年长8岁的二哥任继愈“亦兄亦父，亦师亦友”，如天边的星辰，始终为他领航。

　　随着年龄的变化，任继周一生有两个座右铭，一直被他奉为圭臬，而这两个座右铭都是来自任继愈。

　　第一个座右铭来自他的中学阶段，一直陪伴着他到71岁。

　　任继愈认为，中学阶段是养成人格品质最要紧的阶段，因此一入初中，便给弟弟任继周制订了“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领先，分秒必争”的座右铭，鼓励他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并要求他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小草柔弱，但它的根却可以扎得很深很深，而读书就是青年任继周最专注的事。“我对每一个生活阶段都订立学习计划，计划可包括多项工作，但其中必须包含读书。”任继周说。

　　初二下学期转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时，体弱的任继周患上了细菌性痢疾，当时缺少药物，痢疾不时发作，只能长期卧床。于是，四书五经、英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把学校三间阅览室的书全看完了，并且学业成绩出色。

　　“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没！”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任继愈得知弟弟的情况后，给父亲写信道，并决定省吃俭用，送弟弟到当时大后方最知名的私立学校——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缴费的时候吓我一跳，一年的学费相当于我哥哥10个月的工资。当时我就下决心，只交这一次，第二年我就要考大学。”任继周信誓旦旦。于是，更加拼命读书，一边学习高二课程，一边自学高三课程，次年如愿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

　　选择什么专业呢？“我研究哲学有些务虚，你最好选实一点的专业。”任继愈建议。当时的任继周骨瘦如柴，第一志愿就报了当时的冷门专业——畜牧业。

　　面试时，院长冯泽芳院士好奇地问他，你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业？“我的身体不好，不光我，中国人的身体都差，又瘦又弱。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我愿意用自己的所学，让国人强壮起来!”任继周说完，只记得冯院长含笑道，“你这口气不小！”

　　中央大学一年级设在很偏僻的嘉陵江边，旁边都是乡下橘子园。任继周如饥似渴，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览室。早上一开门，他冲进去先把靠近英文《韦氏大词典》的座位占住，然后四处去找书。一年过去了，任继周阅读英文的速度已经跟中文无异。而用来填写借阅书目的“借书证”，他一年换了三本，是一般大学生的两三倍。

　　这段时间，日记一直伴他度过。“那连日连夜的车船拥挤，崇山峻岭间疲劳的长途跋涉，难民学校里的寒冷、饥饿，嘉陵江边的病困孤独，居然保持了精神的基本健康，收获了一些人生的厚重。这多亏二哥继愈教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任继周在文章中回忆，“日记像是精神的胃肠，生活的杂质在这里分选、吸纳和扬弃，它滋养着我熬过重重苦难，走到今天。”

　　1948年正式毕业，时任国立兽医学院（兰州）院长盛彤笙教授托王栋找一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赴兰州之前，学校安排他毕业后以助教的身份，跟随王栋进修两年牧草学。

　　这段时间对任继周来说可遇不可求。当时汤逸人先生辞掉联合国粮食组织顾问的职务，将所有积蓄都买成了书从海路运回，两大木箱书大概三四吨重。任继周去代为开箱清点，逐一打字造册。

　　“这些资料有关家畜管理的、动物营养学的、遗传育种的，乃至农业的、环境的书籍大大小小，厚的薄的，种类繁多。”任继周一边做目录，一边看书，兴奋到昼夜不停。尤其是1948年美国农业年鉴Grasses和新版的大学教科书RangeManagement（《草原管理学》），让他对世界草原状况和最新的科学成就了然于胸。

　　“我相信，当时我掌握的草原方面的材料是国内最多、最先进的！”任继周说。生于平原的这株小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准备奔赴最适合他的草原。

　　1950年，一辆载着任继周及家人的美式旧卡车，行驶在蜿蜒崎岖的碎石路上。在飞扬的黄土中，破旧的车一再抛锚，他们从西安出发，在路上颠簸了21天才到兰州，自此开启了他扎根西北70多年的人生。

　　初到西北，迎接他的就是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实验室，里面却什么实验设备也没有，“台灯都是摆样子的，不怎么亮。”任继周回忆道，只记得每晚在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然而，他对物质条件的恶劣和匮乏毫不在意，因为他被巨大的兴奋笼罩着，“学校的实验室虽然简单，但我有大自然这个大实验室，是没法取代的。这是研究草原科学的圣地！”

　　“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甘肃呈哑铃型斜置中国西北，任继周爱屋及乌，称它为“玉如意形”。

　　5月到达兰州，6月，他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外出考察。

　　野外考察中，马车是最好的工具，方便随时采集标本。但有的时候是骑毛驴，“驴子跟马不一样，它不走中间，溜路边走，要么这边是山，山岩磨你的腿和行李；要么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让人心惊胆战。”回忆起来，任继周仍心有余悸。

　　然而，最大的困扰是虱子。“不管坐在老乡炕上还是骑马的时候，虱子都会源源不断地从垫子上钻进你的内衣，叮咬得你坐卧不宁。”为保住一个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他特制了一件上下衣相连的工作服，每一次到野外都用“六六六”等农药浸泡衣服，晒干后直接穿上，下乡时昼夜不脱，这才治住了蚊虫。“那段时间，我身上几乎试过每种新农药。现在身上应该是百毒不侵了吧。”他乐观地说。

　　就这样，他以每年跑烂一双翻毛皮靴的速度，走遍了甘肃和宁夏（那时宁夏属于甘肃省银川地区）的草原和牧区，对全省草原状况进行了初步考察。

　　然而，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1954年，在海拔3000米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草原的马营沟上立起两顶白色帐篷，任继周的临时驻所与做定点观测的实验室就这样落成了。

　　草地灌丛杂生，人迹罕至，狼、熊经常出没，并且单层帆布帐篷避风不避寒，早上做饭柴湿烟浓而无火，狼狈万状。“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迹绕帐房。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任继周曾用诗生动地记载当年状况。

　　就这样度过了两年，1956年沟里头盖了几间房子，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甘肃天祝草原站，在全国率先开展高寒草地改良研究。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学，后4天到试验站工作。即便如此，他的教学工作也从未耽搁。他是公认的优秀教师，“每讲两节课，我备课至少8小时”，甚至在奉命援越的离校期间，也高票当选全校唯一一名甘肃省劳动模范。

　　“每样工作我都认为是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锻炼机会，不管多么累，我都力求‘最好’。”总是“计划领先”的任继周，在草原上留下了多个“第一”：

　　20世纪50年代末，他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是国际上第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类系统；1973年，任继周带领的学术集体还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使当地草原生产能力提高5倍，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

　　他的学术“草原”亦不断生长。195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1959年出版的《草原学》教材是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1964年，倡导创办了草原专业，后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1977年，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草原。

　　在甘肃的前30年，任继周说像是在梦幻中度过，醉梦般享受着美好，也醉梦般忍受着磨难。但是，“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一直坚持建设草原站。”他的心境光明澄澈，向往光明的浪漫情怀从未衰减。

　　上世纪70年代，任继周心痛地见证了过度开垦导致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不断溃败，“先是草类产量下降，接着是品质变坏，殃及生活在这里的家畜，最终影响到牧民的生计。”

　　“草原不仅是草原，是草业的问题。”任继周对照过去所见、所思，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视野大开。他认为这一切根源在于“以粮为纲”的压力下，草原牧区与农耕地区截然分割导致的生态系统缺失，并希冀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胡风汉雨”下早日新花绽放。

　　很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春天来了。

　　“‘以粮为纲’下的耕地农业是瘸腿农业，光吃五谷杂粮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强壮的强国国民的，草地农业正好可以补救耕地农业之不足。”立志要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结构，年近花甲的任继周不得不日夜兼程。

　　1979年，任继周在甘肃农大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开始草业的教学和研究。1981年，任继周拿着10万元经费、带着10个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新征途，创办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以期打破我国农牧业分割的格局。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将其建设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草原科学重点学科点。

　　然而，触及当时“以粮为纲”的国策，草地农业的理论和观点一时很难被人接受。正苦于迈不出校园，恰逢钱学森先生从战略高度倡导发展“草产业”。

　　“我数了数，林业有16个产业部门，草业有多少产业部门？”1985年6月24日，北京民族饭店，任继周第一次与钱老见面。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草业，钱老这一富含战略深度的提问，启发了任继周对草业做结构性思考，一年后形成了三个因子群、三个界面、四个生产层的草业科学框架雏形。

　　1998年国家大幅度调整学科系统，专业门类大量裁并，草原科学不但没有被删除，反而由草原科学提升了一级，成为与农、林、牧并列的草业科学。从草原到草业，一字之差，却将草地纳入到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填补了中国草业科学的空白。

　　草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理论开始走向社会实践，但社会文化中仍对草充满不敬甚至敌意。

　　“草包、草寇、草草了事、草菅人命，都表现了对草的贬义。”任继周多次为草鸣不平，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传统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厌草”情结。反之，他欣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美了草顽强坚毅的勇士品格，是为草翻案的千古绝唱。

　　而他一如闯险犯难的勇士，始终坚持为草业正名，为农业结构改革奔走呼号，从未稍歇。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动物性食品在食物中的比重明显上升，饲料、牧草的不足给我们的粮食安全带来隐忧。耄耋之年的任继周更觉时间紧迫，不断向外界呼吁——建立新的食物系统观，以草地农业系统确保粮食安全。

　　这一阶段的所思所想所悟，很多被他写成文章，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草业琐谈》里。张子仪院士在跋中称：“《琐谈》借助于大量纪人纪事纪言为‘草’纠偏，为‘草’正名，为‘草’寻根，是一部为‘草’平反的号角。”

　　“草人携囊走荒谷，带泥足迹没丛芜。”任继周常用“草人”自称，作为一个草原工作者，他不断在草业科学中跋涉，盼望着草地农业不再是寂寞无闻的“荒谷”，能真正被社会所认可。“丛芜兴而足迹灭，正是我草人的夙愿。”任继周说。

　　终于，草业系统尖角初露。“2015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出台，已经从正面回答了我对农业结构改革的论述。”任继周欣慰不已，草地农业是生态安全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相信“牧草比肩看稻粮，畜群如云接天外”的盛景将不日重现。

　　70余年扎根草原，任继周经历过太多诱惑。但不管是美国高校的邀请，还是“东南飞”的邀约，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而是戈壁风、大漠道，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他觉得在这里，自己的专业与志趣融为一体，工作与生存融为一体，自我与环境融为一体，获得的是生命的净化、充实和乐趣。

　　正如他念念不忘的恩师——盛彤笙。1936年取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却数次“倒行逆施”，不仅改攻兽医，还西行到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虽然历经挫折，但他发展畜牧、改善国民食物构成的志向终生不渝。

　　“盛老对我的人格教育太深刻了。他的未竟之志，我要坚持下去！”任继周感言。

　　1995年，任继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当时他感受更多的是沉郁，更希望这份“高光”属于他心爱的草原。

　　“虽然草业科学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进展缓慢，我们的学术核心思想——草地农业系统远未取得社会充分理解，该系统的落实更渺茫难期。”献身草原近半个世纪，任继周觉得自己承受着时代的谴责。

　　“检查自己，既‘空’又‘松’，几乎走上了学术的死胡同。”任继周常以华罗庚先生“树老忌空，人老忌松”的名言自省，同时不忘勉励自己，“感恩时代赐予的宽恕与困厄，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跨越学术低潮。”

　　在纷乱复杂的心境中，二哥任继愈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生高低行止，勉励他做好“涵养”功夫，保持心境的澄澈、平静，坚定地走选定的路。

　　任继周把它作为人生中第二个座右铭，从71岁坚持至今，还给自己的居所也取名为“涵虚草舍”。

　　这句话成为他晚年的定海神针。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80岁的他对孔子人生的“序”做了修正，“八十而长存虔敬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拾贝，得失不计，融入社会而怡然自得；九十而外纳清新，内排冗余，含英咀华，简练人生。”

　　进入耄耋之年，他已无力躬亲参与农业结构改革的实际操作，反而转向多年压在心头的问题做深度思考。中国耕地问题的源头何在？为什么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冒出个三农问题？于是他从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发展历史起步，逐渐进入农业伦理学思考。

　　“伦理学是很深厚的一门学科，要慎重一些，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任继周回忆起他二哥对他的提醒，但他还是要坚持往前跨一步，完成“草人”的使命。

　　他认为，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必须要在伦理上论证农业的发展方向，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晚照斜晖无限好，这株“草”好像有着无尽的生命力。

　　在鲐背之年，主编并出版了《中国草业系统发展史》《中国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等专著和教材，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

　　如今，虽已近百岁高龄，但他身体依然硬朗，面对着一张大投影屏，每日坚持工作6个小时，继续在莽莽草业科学世界中徜徉与跋涉。

　　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去，但他已经能平静接受生命和时代的赐予。他说，“人活着的意义要有益于人，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死则是自然规律，是另一种活着，当坦然视之。”

　　花开花落自有时，而他心中的草原生生不息。

　　（本文采写得到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教授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