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一个是安徽。
1977年，四川广汉金鱼公社凉水井村9队，悄悄把生产队的田埂“分”了，社员拥有了田埂的经营权，且收成归自己。身为9队队长的张德江一家7口人，分到了1.8亩田埂，小春和大春各收了几十斤油菜和黄豆。当然，9队的各家各户都尝到了“甜头”。就是这些勤劳朴实的农民，掀开了一场惠及数亿农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幕的一角，使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
金鱼公社凉水井9队“分”了田坎，上面不知情。但西高公社悄悄搞“包产到组”却被撞破了。据《广汉文史资料》记载，粉碎“四人帮”后，广汉县委一帮人想把农业搞上去。但是，在“一大二公”体制和“大寨式公分”的1977年的一天，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转到了西高乡五大队（现为金光村），发现那儿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边生产队的长得茂盛些，高一些。他问田里的一个村民，这儿生产咋搞得这么好？村民看着他，避开他的问话，只叫他问晒坝里的队长。
常光南就去晒坝找到了队长，自我介绍说我是县委书记常光南，是来学习的，来总结一下你们好的经验。队长说了实话：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3个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任务分了，猪、牛都跟着组走。
“这次调研让常光南很受触动。”曾在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过的黄毅说，不难想象，分产到组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农民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更加努力干活，更大程度解放了生产力。常光南默认和支持了农民的做法，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自上而下发动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广汉的一些生产队就搞过包产到组，但被认为是一种破坏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所有制的倒退行为。
更弦改张的突破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的。1978年3月，广汉县委根据四川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的精神，联系广汉实际，从改进劳动管理、经营管理着手，组织工作组，到金鱼公社（现为金鱼镇）进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试点。这一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增产250万斤，农民人均增收31.2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尝到“甜头”的社员又把这个“擦边球”往前推进一步，当年收了水稻后，金鱼公社9队把土地一分为二，每户1分秧母田，4分口粮田，余下的仍为生产队集体的公田。社员对4分口粮田有说不完的疼爱。秋后算账，公田的亩产仍维持二三百公斤，口粮田则陡增至三四百公斤。
当年年底，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及时派工作组到金鱼公社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开。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汉金鱼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
1981年，金鱼公社9队开始实施“包产到户”。“这突破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和经营模式的规则。”黄毅说，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农村改革既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也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是从土地里艰难的“生长”出来的，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改革。
在“包产到组”冲破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后，1979年7月，在省委支持下，广汉县委派工作组到向阳公社试点，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1980年9月，广汉向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以农工商联合公司作为乡的经济组织，把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生产合作社。
据亲历者回忆，向阳摘牌是悄悄进行的，不敢庆祝，不敢放鞭炮，但却为向阳争得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在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改革后来在全国推开，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
在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指引下，广汉农村的体制改革也随之由浅入深，由单项的、局部的改革，发展成为综合的、比较协调配套的改革。各乡镇纷纷建立了农业技术服务站，实行技术人员承包责任制，把科学种田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乡、村、社干部经营管理的工作业绩也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
1982年，广汉县委召开农村劳动致富经验交流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劳动致富的先进乡、村、社和典型户。当年全县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专业户、重点户达到2560户，占农户总数的7.5％；同时，一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县内外建筑业、运输业、服务行业等方面转移。以乡村企业为例，1978年从业人员18839人，1982年增加到31103人，增长65.10％。
1984年4月，全国农村改革先进县座谈会召开，有江苏的无锡，安徽的凤阳，吉林的榆树，广东的新会，四川的广汉参会，被经济学家誉为“五朵金花”，广汉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40多年过去，广汉农村改革仍然在路上。近年来，更是承担起全国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以及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等工作，在先行先试中走出一条具有“广汉特色”的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建设之路，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破题、探路、积累新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