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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逐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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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2021年02月19日 上一期  下一期

山海逐梦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施维 陈艺娇 卢静

  

  

  山海逐梦记

  

  甘肃省景电工程有效保证了百万亩农作物适时适量灌溉,为灌区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支撑。图为灌区群众正在进行冬灌。 姚昌景 摄

  “多少同伴死了/而它活着/它知道同伴死于饥渴/这是宁夏的西海固/一个嗓子嘶哑的村庄/我的母亲就生活在这里”。

  “西海固”,一个没有“海”的地方,位于中国西部腹地的六盘山区。

  六盘山脉形似长龙,狭长迤逦,曾是护卫中原的屏障,又是前出西域的关口。

  地理赋予它骨骼,历史赋予它血肉,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历史烟尘与沸腾生活在这里交相辉映。而千百年来生活在此的人们,又赋予它灵魂和变化。

  人与这片古老的山脉长期相处、共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环往复,接受这片土地的赐予;又因着智慧和战天斗地的精神,从艰苦的环境中汲取生活的灵感,最终反哺这片土地。

  毫无疑问,这里是独特的、厚重的。

  八月的黄土高原,暑去微凉,晨光如画。记者一行穿梭在高原山峁间,聆听金戈铁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观察千百年来的农耕活动在这里留下的痕迹,记录下人类与自然的抗争,人与土地、人与水的故事。

  

  圆梦

  “来了!来了!”

  随着汩汩清泉从管道奔涌而出,流入等待已久的两万方蓄水池,早早等在河坝两岸的人群沸腾了。他们点燃了备好的挂鞭,兴奋地敲着手里的锣鼓和脸盆。

  不远的地方,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平静地看着欢乐的人潮。山风吹动往事,也吹起了鬓边几丝白发。少时,她抹了抹脸上的泪水,轻轻走开。

  这个中年女人名叫尉采珍,原通渭县水务局三级调研员。对于在这片土地上与干旱打交道22年的她来说,眼前的景象只在心里偷偷想象过。

  2015年1月10日,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定西人来说都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地处六盘山区的甘肃省通渭县大山羊场迎来了引洮工程一期通水。

  我们的采访,就由这一口水讲起。

  六盘山区山高地陡,十年九旱,年降水量不过4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曾被联合国官员断言是“不宜人类生存”之地。

  因这贫瘠,六盘山区老百姓百年来久久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发展经济更是天方夜谭。以定西为例,1978年,定西全市的绝对贫困率高达76%,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前,定西农民的分配金额,正常年景人均在50元以下,现金只有5元。

  尽管贫瘠,但礼俗未废。六盘山区一直以来有这么个习俗:上了年纪的老人,要喝“罐罐茶”。每天早上,晚辈要用“罐罐”烧水沏茶,亲手端给家中最年长的老人喝,以此表达孝顺恭敬。

  家住甘肃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新村74岁的村民陈贵,家里祖祖辈辈延续这个传统,至今已经几十年。儿时,父母为长辈沏;成年娶妻后,自己为父母沏;等他自己也喝上了这杯茶时,除了茶本身的味道,记载这个家族的大部分事物早已变了样:土房变新房、土窖变泥窖。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沏“罐罐茶”,再也不用像当年一样出门挑水了。

  陈贵的新家是一座干净利落的小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是曾经的老房子,山脊上矗立着一道矮墙,墙上黄泥覆盖,越过墙体是一座简易的牛棚;另一张是一口水窖,窖口边荒草丛生,黑漆漆的窖口看不到底。“吃着救济粮,喝的黄汤汤。小鸟跟着水车走,牲畜追着水车跑。20世纪90年代前,家家的日子都是一样的苦。”彭名海在将台村当了20多年书记,陈贵照片里的水窖,他最熟悉不过,“家家户户都要挖上四五个,一到下雨天,山洪卷着泥浆、草叶都冲到水窖里,打上来一看,还有羊粪在水上漂着嘞!”那个时候,人们为了尽快沉淀杂质,会在水里放一些豆面、杏仁面,进行简单的过滤净化。

  一方面要接雨水;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储存挑来的水。“虽然雨水浑,但至少还有水。碰上几个月都不下一滴雨的日子,每天还得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吃。”

  村子附近的祖厉河是附近3个村的共有水源。那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河道旁就挤满了取水的人。为了挑水,住得远的村民半夜一两点钟就要起床出发,徒步往返20公里。

  “那时的人们家里不管多困难,都得生个男娃娃。没有男人外出挑水,一家人连水都喝不上。”彭名海说。

  将台村的往事是20世纪90年代前六盘山区大部分村庄的写照。在当时整体极度缺水的境况下,山里的人们用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取水找水:钻泉、打井、融雪……最常见的是用水窖收集雨水。

  1995年,甘肃省中东部地区遭受了60年一遇的大旱,粮食大面积减产绝收。“本来说是开春种,谁知道‘六一’以后才下了第一场雨。”对于那一年,彭明海记忆犹新,“过了‘六一’,雨水还是太少,村里就提倡大家‘夏粮不种种秋粮,秋粮种不上种小秋’,结果拖到了最后,只种了一点小白菜。”

  彼时,面对严峻的旱情,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干旱半干旱地区作出一项战略决策:将原有的“水窖”升级为“121”雨水集流工程,即户均建设1个集流场、打2眼水窖、发展灌溉1处庭院经济。作为一项“救急”政策,“121”集流工程在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131.07万人、118.7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当时,农民对水窖的看重,就像现在男孩家娶媳妇要准备房子一样。”定西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树权告诉我们,“121”工程实施以后,大部分村民家里原先的红土窖被改造成了水泥窖,水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但水质远未达到全国统一标准。

  2004年,根据通渭县水务局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全县42.8万人中,只有8.49万人饮水“基本安全”,高氟水、苦咸水等“饮水不安全”人数占比高达80%,更有一部分人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未能得到保障。

  直到20世纪后开始实施引洮工程,才把自来水通到了大山深处,引到了村民家里,真正解决了千百年来的用水、吃水难题。

  这才有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2006年11月22日,甘肃省九甸峡水利枢纽,礼炮轰鸣,峡谷震撼,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引洮工程是解决甘肃中部的定西、白银、兰州、天水、平凉5个市11个县154个乡镇425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一期工程解决了定西、白银、兰州3个市、6个县(区)、64个乡镇、156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发展灌溉面积19万亩,年调水量2.19亿立方米。

  在定西市通渭县每一户农村居民手上,都有一本县水务局制作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手册”和一张“农村饮水安全用水户明白卡”。

  卡片上有这样一段话:“若您家供水不正常、水质浑浊、有异色异味或需咨询、维修等,请及时与管理人员联系为您解决。”并附上县、乡、镇村各级管理人员的服务电话以及省、市、县三级水务部门的监督电话。

  而处理村民上报的水管问题,便是尉采珍带领的县水务局系统人员每日都要绷紧神经解决的工作。

  通渭县属于水源性缺水,仅在东北部有少量水源,水质较差。为此,从2004年开始,县水务局启动了“农村人饮供水工程”,规划以牛谷河为界,北部分期分批引洮河水;南部地区将引来的水注入锦屏水库,解决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引水安全问题。

  2011年,引洮工程启动管网入户项目。在马营镇西南的马河水厂建设大山调蓄水池,入户管道铺设同步进行。由于山谷众多、地势复杂,调蓄池建在主线山脊上,村落与住户之间的最大落差高达30米至40米。

  压力小了水上不来,压力过大就会爆管。尉采珍带领的工程队伍就在山脊上建设了不同高度的调蓄池和减压阀,用以调节水压,解决技术难题。

  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在山脊上建蓄水池,不仅需要反复测量、精密计算,还要一遍遍地实地勘测检验,以确保通水后每一个村民家里的水管都能正常工作。巨大的压力落到了尉采珍的肩上。

  工作的间隙,她常常在想,这事儿真的能干成吗?把洮河水自下而上引到大山里,这是几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真的可以在自己手里实现吗?

  在当时,不仅是水务人员心里打鼓,村民们更是不相信。参与过工程建设的安定区水务局副局长水兴元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年冬天,他带着队伍下乡测量,遇上一个老人在桥下凿冰取水。老人看见这队人马觉着稀奇,就过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水兴元说:“给你们引洮河水的。”

  老人听后根本不信,还气得发誓赌咒:“你们要能把洮河水引过来,我就死在这儿!”

  结果,到了第二年通水的时候,俩人又在人群里碰见了。老人一眼就认出他来,激动的同时又有些不好意思,对着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连连称赞:“没想到你们真的能行!”

  水兴元和尉采珍一样,1992年参加工作,已有近30年的水务工作经历,对他而言,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把水给农民通上了”。

  “当时工期短、任务重,光是设计规划就搞了半年。从调研到初试,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水兴元说。

  保证人畜饮用、保障水量水质、保障灌溉用水,几十年间,六盘山区的人们,一步步实现了从喝上水到用好水的质变飞跃。

  在一份当地农户对于脱贫后生活改善情况的反馈调查中,通自来水是被赋予最大期待的工程,也是带给农民幸福感最深的改变。“很多农户反应,家里的驴都喝上了自来水,再也不喝窖水了。当时我们听了,心里是真舒坦!”

  因水而困,因水而活,由水而兴。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代又一代六盘山区人民,从“石头缝里刮水吃”,与贫瘠、与苦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20世纪末,定西告别了绝对贫困,实现了整体基本解决温饱。

  水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传承

  “山地的摊子,锅盔的边子。”一句俗语,道出了六盘山区发展农业的“先天不足”:山地边缘平整、易于播种,但就像锅盔外沿那一圈美味的“边边”,珍贵而稀少。

  恶劣的生存环境,总会激发人类抗争自然的智慧。如果说灌溉通水拯救了这里看天吃饭的“先天顽疾”,那么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改土造田”,便是人们对抗干旱的最佳选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六盘山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梯田”运动。

  在那个没有机械助力的时代,村民用架子车拉、用铁锹铲、用肩挑手提。省委书记带领各级领导干部投身农田下地干;地委书记手持瓦刀深入农户家推广节柴灶;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奋战在风雪交加的梯田工地上,人背肩扛,负土上山,这才有了“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

  这其中的代表便是甘肃青岚乡大坪村。

  经历过60年代的甘肃人几乎都知道:大坪村有个劳模冉桂英,因为修梯田过度劳累,她的双手再也伸不直;背土留下的伤疤,再难愈合。

  她曾说过:“把人苦死了。只要后辈人有好日子过,这一切都值得。”

  提起修梯田的苦,75岁高龄的大坪村村民李福记忆犹新:“白天修完、晚上打着马灯接着修,两口子前后半夜轮流修。冬天还要抢时间抓紧修,土冻住就挖不起来了。”

  因为长时间户外劳作,村民们手上长冻疮是常事,回到家用车油抹一下,第二天抡起铁锹接着挖。“不修不行啊,陡坡地一下雨就冲泥浆,粮食再种也不够吃。”

  修梯田不仅是古稀老人的回忆。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雪永鹏告诉我们,这也是当地所有“70后”“80后”孩提时代的共同回忆。

  直到2019年,安定区实施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将原先三块小地块合并成一个大地块,方便农用机械作业,改土造田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益才逐步显现。“现在种马铃薯都用机械铺膜、播种和采收,大幅提升了马铃薯产业的机械化程度,投入的劳动力强度也大大减轻。”雪永鹏说。

  目前,仅定西一市梯田面积超过560万亩,人均2.1亩,梯田化程度已超过70%。

  改土造田还带来了额外收益。“最初,梯田是解决土地不够用的问题。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梯田还承担了水土流失的治理功能。在裸露的黄土地上种植沙棘、荆条等耐旱植物,保持水土效果非常显著。”陈树权介绍,从2000年起,定西采用反坡台整地和乔灌木混交的栽植模式,实现了坡耕地一次性退耕,荒山荒沟全面灭荒。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荒山上种树、种草,又谈何容易?按当地人的话说:“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要难”。经常是种三棵活两棵,甚至只活下来一棵,有树苗枯死就再补上去。

  “以前村民铲草烧火,破坏生态恶性循环。现在不放养不铲草,小生态明显改善,这几年夏天越来越少见到30℃以上的高温了。”雪永鹏说。

  从兴修梯田到种草种树,从小流域综合治理到建设高标准农田,从单一种马铃薯到发展复合种植,六盘山区水土保持面积不断扩大、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保土、保水、保肥,一块块“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水土流失面积比治理前下降了55.05%,曾经世人眼中的“陇中苦甲地”,如今又多了几处“塞上小江南”。

  有了梯田的蓄水、保土、增产,这片土地便有了更多的可能。

  

  耕新

  走进陇西县福星镇政府,各式各样的道地药材画册铺满墙面,好似来到了一家“药材铺”。

  在中国西部地区种植史上,诸如黄芪一类的道地药材,甚至比马铃薯的种植历史更为久远。道地药材性喜凉爽、耐寒耐旱,能适应六盘山的土壤和气候。独特的地形优势,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西北药用植物种植资源的天然宝库。

  而今,这类古老珍贵的药材俨然焕发新生,已成为对农民增收最有效,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这不仅得益于当地特有的先天和栽培技术优势,更因为其劳动强度较低,很多留守的老人,或是劳动能力弱的病人也能务工挣钱:

  仅以栽植种苗为例,女工100元/天,男工120元/天,除草80元/天,这还只是打零工的收入;药材栽植和采收时节是用工需求量最大的时候,这段时间本地的人均工费上涨到200元/天;能力强的青壮年可以直接承包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带动增收的效果更明显。药材种植,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里农民的收入水平。

  过去,本地种药材基本靠天吃饭,干旱之年只能减产。像党参、黄芪这样的药材受水分影响尤其明显。有了稳定的灌溉水源后,福星镇的药材产业越做越大,先后涌现出3个专注于药材产业链的合作社。

  不仅是福星镇,随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药材产业朝着规模化进了一大步。到了2005年,定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万亩,当归产量占全国的70%,党参产量占全国的40%,定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1/5来自中药材产业。陇西文峰、首阳两大专业市场中药材年吞吐量10万吨。

  规模上来之后,定西人把更多精力放在挖掘中药材品质优势上。2019年,由甘肃省农技推广总站牵头,省农科院以及陇西县农技中心共同建设的福星镇庞家岔村试验基地研发出了适合本地药材种植的露头栽培技术,统一使用有机肥料,解决了长久以来存在的药力不够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药材的地道性。

  如今,种植道地药材成了当地农民刘振文最重要的事业。

  天刚蒙蒙亮,一行人便来到了他开办的振文农民合作社。半山腰的药材地里水雾氤氲,绿油油的山坡上弥散着淡淡药香,隔几米的距离竖着黄色的粘虫板。

  “道地药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地道’。”提及合作社的药材,58岁的理事长刘振文滔滔不绝。

  合作社位于庞家岔村万亩药源基地,除了一些生物防治设施,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由三脚架支撑的、外形酷似太阳能板的“电路板”。

  “这是一个小型的土壤墒情监测站,通过这个设备,可以实时掌握药材基地的墒情数据,还能通过全国墒情监测系统实现数据上传、综合分析。”刘振文介绍,为了实现道地药材“地道”的目标,合作社引进了十多台自动采挖设备,实现了起垄、铺膜、播种一体化,还在药材成分含量监测上下了不少功夫:“不久后,我们将在药田旁建一个监测点,请县里的药企和专家来把关,把我们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检测出来,用数字和报告说话,让外地客商和药厂都认识我们的道地中药材。”刘振文说。

  生产条件的变化、技术的改善成熟,六盘山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如果说当下的道地药材种植,是在成熟的种植模式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那么花卉成为当地农业的一大支柱产业,令许多人都始料未及。

  山沟沟、土窝窝里能长出鲜花吗?六盘山人告诉你,可以。

  盛夏八月,我们在鲁家沟镇小岔口村的定西齐馨苑生态园林内,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品种的月季娇艳欲滴、安静盛放。

  占地几百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内,既有低矮的灌木盆栽,也有一人多高的大型藤蔓。鲜花根据品种分类分区摆放,走入深处,淡黄色、粉紫色、大红色……鲜艳悦目的色彩盈满眼帘。

  原来,鲜花不仅盛开在南方,在黄土高原的一些地区,由于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夏季平均气温不超过26℃,土壤长年干净无污染,非常适合发展月季等花卉产业。

  “以前企业负责人来考察,一看没灌溉水人家就走了;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基地旁边就是引洮河水的支流,能提供充足的灌溉用水。”园林经理刘建强说,“大城市绿化多用花卉植株,就我们这个地方,城市只有绿树没有花。西北地区花卉企业很少,这就意味着将来我们的市场潜能会很大。”

  被誉为“中国花卉之乡”和“国家级大丽花繁育基地”的临洮县,是众多花卉企业的选择之一。1999年,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临洮县凭借大丽花等品种花卉,夺得了49个奖项。其种植的高档鲜切花和温棚栽种高档蝴蝶兰等,近年来更是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备受消费者青睐。

  依水而兴,因技术而活,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农业生产奇迹。曾经苦甲贫瘠的六盘山区不仅见证了道地药材的迅猛发展,诞生了花卉产业,高原夏菜、食用菌等高附加值、高耗水量的产业也迎来了新生。

  在这些“从无到有”的产业链上,农民的收入也节节攀高。

  从每年5月份开始,拥有三四十亩芹菜基地的马河镇农民王瑞崎就格外忙碌。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市场菜价波动剧烈。“感觉种菜就像在赌博,5月份菜价还是3.5元/斤,8月就变成1元/斤了。”王瑞崎告诉我们,“一年种三季菜,有一季价格好就能赚钱,能坚持下来就能盈利。”

  为人勤快又头脑灵活,这几年他什么赚钱种什么。以前种药材,后来本地药材市场逐渐饱和,他就学习别人的管理技术,药材和芹菜一起种。到了2020年,他的精力就全部放在了蔬菜种植上。

  “芹菜这类高原夏菜,周期短,不压钱、周转快。从开始种植到上市销售只要4个月。闲下来我还可以外出打工。”王瑞崎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地算着经济账。

  与此同时,权家湾镇焦家湾村62岁的贫困户李润香选择种植食用菌。

  每到食用菌采摘的季节,李润香凌晨4点便来到大棚,一边采摘一边把收获的菌菇按大小等级分装。2020年4月,通过村里的富民产业合作社,李润香顺利租到了两个400平方米的菌棚,每次卖菇的收入,足以让一家七口轻松不少:“在这干活离家近,开电动车5分钟就到了。有事儿就过来,干完活儿就走,时间可以自己把握。”

  2019年底,村里成立了合作社,与上海闵中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菌菇种植园。园区占地500亩,一个棚年产值可以达到两万元。农民通过合作社介绍租下菌棚,进棚种植。开始不需要缴纳租金,等到采收时合作社统一从销售额里扣除。企业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如果一等菇达到总数的50%以上,农民每年的保底收入就能达到1.44万元。

  “种植菌菇耗水量比较大,而且必须是干净的水。目前园区用的都是自来水,没有水的话这个产业就根本发展不起来。”乡党委书记许贵祥说,“农民信得过本地乡邻,愿意和合作社打交道。合作社在农民与企业中间牵线搭桥,促成了两方的共赢。”

  在甘肃,像富民产业合作社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产业扶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对接外面的企业,使农民的生产更加规模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合作社在维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补充政府职能的作用。截至2020年底,仅定西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发展到400多个,拥有会员5万户,带动农户20万户,占到了全市总农户的1/3。

  

  求变

  变化不止于此。

  翻开中国地图,不难发现,六盘山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南北迤逦、东西相连,自古便是交通要塞;且山多坡广,饲草、饲料资源丰富,一直以来便有养畜放牧的传统,饲养牛羊是这里大多数农村家庭养家糊口的支柱。

  然而,受制于干旱等先天不足,这里的畜牧业一直以来都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小而散、效益差。直到有了水,一切便开始起了变化。

  2000年底的时候,安定区新集乡石湾村后梁社的祁连福做了一个决定:明年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养羊。原来,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娃娃还小。留在家里陪伴家人对他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但那一年,祁连福的养羊事业,进展并不顺利。

  开春村上就遇到了旱情,羊价从1500元/只一路跌到300元/只。祁连福忍痛割肉,以200元/只卖掉了年初买回来的30多只小尾寒羊。

  遇旱卖牲畜,这种做法在连年干旱的山区农村家庭并不少见。“没有水就发展不了稳定的产业,只能是今天种、明天黄,今天养、明天卖。”新集乡党委书记王海涛说,20世纪90年代前后,村民搞产业基本靠天吃饭。那时候曾有村民养了几十只羊,遇上严重旱情,人都没水喝,羊仅5块钱一只就被卖掉了。

  现在则不同了。

  “以前不敢多养,天不下雨干着急,牲口没水喝。现在牛棚里都安上了水龙头,家里4头母牛,这几天就要下小牛犊了。”家住陇西县渭阳乡林家坪村50多岁的夏元琴对于变化深有感触。

  林家坪村属于山区贫困村,村里266户有121户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了水,村里开始发展产业,通过搞养殖、种药材,村民的收入较之以前都有了显著提高。

  权家湾镇焦家湾村的村民郭学良已经有3年没有外出打工了。2014年10月村里首次接通了自来水,“水闸一打开,泄洪渠两边的老百姓都跟着跑,我还跟着放了两挂鞭炮呢。”对于当时的场景,郭学良至今记忆深刻。

  引洮工程完工以前,郭学良一家的日常喝水都是问题,搞养殖更是想都不敢想,只能去工厂打工。“一进去机器声音很大,吵得脑袋嗡嗡响。想孩子了只能打个视频看看。”

  2017年后,看着村里有了养殖条件,熟悉养殖技术的他试着养了两只羊,觉得可行,正好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就渐渐不想出去了。从那时候起,他便一门心思搞养殖,从起初的2头牛2只羊,到现在发展到9头牛40多只羊,成了村里养殖规模发展最快的大户。

  “就这个速度我都嫌慢了。”说起自己的计划,郭学良兴奋起来,“理想状态是两年内规模增加到20头牛!”经常到他家走访的乡党委书记许贵祥提醒他:“养殖不是那么简单,个体发展还是10头最合适,规模太大了,场地和防疫技术都得跟上才行,不能盲目。”

  除了能照顾家里,不用再忍受和孩子的分离之苦,最让郭学良高兴的还是“能攒下钱了”。“在家赚钱就能存下钱,要是在外边打工,挣多少花多少!现在一年存下几万块不是问题。”

  同样选择在家门口赚钱的马逞,是渭阳乡林家坪村的一名贫困户。今年49岁的他,最骄傲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学霸”。几年前,儿子刚上大学、女儿读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筹学费,头发都快掉没了”。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马逞被划入因学致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用5万元扶贫贷款,他买了3头小牛犊,从此日子逐渐好过起来。

  与此同时,每年他的儿子女儿还可获得5000元助学贷款,每学期还有1000元补助,加上自己养牛的收入,马逞一家顺利度过了那段“交学费”的日子,两个孩子也相继顺利完成了学业,大儿子已经入职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儿女上出学来,我也就完成使命了。”

  发展特色产业并不容易,前进的道路上总是少不了崎岖和坎坷。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怎样也无法割舍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眷恋,对家乡生活的执着。

  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到如今现代化、机械化的作业模式,六盘山区的人们,正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致力于为这片土地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更丰富的创造力。

  

  家园

  在六盘山区,很多村庄深藏于大山深处。山大沟深阻碍了发展经济、脱贫增收的步伐,于是便有了一个个深度贫困村;恶劣的自然条件也阻碍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实现。1997年以前,岷县、漳县尚有6000多户2万多人居住在破烂的茅草房中,之后两年,定西将茅草房改建作为扶贫攻坚的硬仗来打,29.15万人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做饭有煤气、厕所能冲水”的新家,切实改善了生活条件。

  陇西县马河镇杨营村村民安晖正是其中之一。走进她新家的小院子,左手边一座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就是她家的卫生间:墙壁上贴着雪白透亮的瓷砖,墙壁一侧,热水器的电子屏提示着水温。虽然只有五六平方米,像城市家庭的卫生厕一样,干干净净的洗手池上整齐摆放着洗漱护肤用品;水池旁边的抽水马桶坐便器上,贴心地装上布艺外套。女主人安晖介绍,这是搬迁后花了7000元改装的水厕。

  马河镇副镇长张峰介绍,杨营村在易地搬迁中集中搬了56户。搬迁后,农民按照各自情况和意愿选择延用旱厕或是改用水厕。大部分农民选择了旱厕,旱厕中一种尿便分离封闭式“卫生厕”受到一部分农民欢迎:改装成本比水厕少,但也干净卫生。选择改装水厕的易地搬迁户享受3000元/个的补贴,改装“卫生厕”的住户享受2300元/个补贴。“水厕的改装成本目前在1万元左右,尿便分离的‘卫生厕’成本小得多,补贴后基本不需要住户自己掏钱了。”张峰说。

  易地搬迁后,95.6%的农户家里都有了自来水,这给农民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方便和健康,更多的改变关乎幸福感和尊严。

  “最大的好处就是现在干完活儿能洗个热水澡了,特别舒服。”安晖说,2017年搬入新家之前,一家四口住土坯房,用的是窖水和井水,每次地里干活回来还要走40分钟挑水回来,做饭喝水都要计划着用,更不要说洗澡了。

  女主人热爱生活,也善于经营生活。搬迁后,引进2头西蒙塔尔牛,目前已经养到5头。小院子也没有闲置,在邻居的带动下搞起了养蜂,目前有6个蜂箱。

  虽然现在用水方便了,但是经历过极度缺水的日子,人们便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水资源。

  “一家四口生活用水加上养牛、养蜂,一个月用水在8吨左右,政府还给我们补贴水价,一吨水3.1元,一年的水费300多元就够了。”安晖告诉记者,她的大儿子上初中,小女儿在镇上上小学。“家里舒服了,孩子生活学习都有了更好的环境,这个钱花得值!”

  通渭县寺子川乡董山村通水的时候,50多岁的村民车万余正在内蒙古打工。董山村位于寺子川乡北部山区,交通不便,通水时间也比较晚。以往春节回家,车万余看到其他的乡镇有的村子有了自来水,羡慕得不行,心心念念着“我们村什么时候有水啊”!

  直到2016年,董山村124户长期居住的村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车万余便动起了搞养殖的心思。利用扶贫贷款,车万余买了一辆三轮车和5头小牛犊,闲置多年的土地种上了马铃薯。车万余以一年卖一头牛的速度,让家里的日子逐渐富裕了起来。

  除了生活条件的改善,最让车万余满意的变化就是“能洗澡了”。“以前水就那么多,吃都不够,更别提洗洗涮涮。”

  然而,即便不愁用水,车万余的家里仍然保留了过去的4个水窖,一个水窖大概10立方米,用作备用水源,也用来饮牛浇花。

  车万余家并非个例。经历过以前没水的日子,即使现在家家通了自来水,很多村民家里还保有储存“窖水”的传统:一方面以备停水的时候用来救急,同时“窖水”烧开后可以用作生活用水,比如洗澡、洗衣服。说到底,村民“舍不得”用自来水。

  “用这个水洗澡太可惜了。”车万余说,“轻轻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就这么用,现在一天的用水量几乎是以前一个月的用量呢。”于是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旱原上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但出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节约成本,水窖并未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当然,目前的水窖也经过了改良和消毒,水质也已得到大大改善。

  “水通了以后,村民用得很节约。总用水量远远达不到我们最初设计的55万人口用量。这是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以前没有水,所以现在格外珍惜水。以后,这种对于水的珍视之情还会延续下去。”尉采珍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位操着一口流利方言宣传疫情防控的“小姐姐”在抖音走红了。她就是定西市陇西县永吉乡尖山村的驻村扶贫干部李霞。

  “很多村民年纪大,听不懂普通话。我就用方言录好音频,一遍又一遍在村里公放,教村民消毒、戴口罩,监督隔离。”李霞说,这种既简单明了又颇具幽默的宣传形式不仅为她带来了8000多个粉丝,更得到了很多村民的真心赞许。

  然而,时光转回到几年前,李霞刚刚来到尖山村包村扶贫,彼时的她不仅没有游刃有余的工作方法,还被一些村民不解和排斥。“第一次进村入户就被‘怼’了回来。贫困户根本不理睬我们,偶尔说几句方言也是听不懂,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李霞说,有一次,她在抖音上上传了一个上班山路上摔倒的视频,底下一个留言让她格外委屈:“你们拿着政府的工资,不愿意干可以辞职啊。”“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虽然摔倒了但是我们扶贫干部还是会拍拍土站起来,继续去贫困户家,把扶贫政策给他们落实好。”多年的驻村工作磨炼了她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但作为帮扶干部,最让她头疼的还是如何提升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动力。

  通渭县常家河镇驻村扶贫队长干部李宗钊同样面临这个难题。

  2017年3月,李宗钊来到常家河镇胜义村,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见村里有名的“二嘎子户”张进忠。谁知刚进门,便吃了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张进忠把门一关撂下话:“你们就是走个过场!我的事你们管不了。”

  对于刚刚上任的李宗钊来说,这个“下马威”可不小。

  原先的村干部、村民都在默默观察,看看这个新来的“队长”会怎么干。到了当年7月,镇上组织唱“皮影戏”,每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前来相聚。趁着机会,李宗钊又找来张进忠,让他先说出自己的困难,自己尽力去帮。

  这次,张进忠态度开始软化,只是强调自己“没钱”。李宗钊又找到熟悉他家情况的村民问了个究竟,这才全面掌握了张进忠家的情况。

  原来,由于老伴过世早,当时还年纪轻轻的的张进忠便独自拉扯三个小孩长大。如今,一儿一女已经成家立业,唯独小女儿智力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看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张进忠从心底担心小女儿。想给她送医治疗,可自己一没门路二没钱,久而久之便对自己的生活也逐渐灰心了。

  得知这一情况,李宗钊四处联系市里的朋友。得知能接收的医院不少,可每月几百元的医疗费难住了他:张进忠付不起。得找一家免费的医院才能解决问题。

  两个月时间,李宗钊往返于定西市区和胜义村,能跑的医院都去了,能说上话的人都找了。终于,位于安定区的一家残疾人托养中心愿意免费收治。“原本说是每个月要450元生活费,但由于这家是人口福利基金会项目的试点医院,有相关资金补贴,医院就把钱免了。”李宗钊说。

  2019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插花安置,张进忠自己住进了97平方米的新房子。看着不知多少次“串门”过来的李宗钊,张进忠一边拿烟一边倒水,忙碌之中他告诉记者:“我丫头有病,医院没钱不收。是李队管了我。我没见过这么好的领导,我活着一天就记他一天的好……”说着说着,张进忠的眼眶红了起来。

  春风吹

  引来洮水润旱塬

  掬一捧

  琼浆入口心儿醉

  玉液浇灌山川坪

  幸福水哟滋润心田

  追梦路上生活更甜美

  一曲《旱塬引来洮河水》(张全友推荐),唱出了六盘山人对于水的渴盼,唱出了人们盼水、祈水、引水、圆梦心声。

  我们的采访,结束于宁夏隆德县。那天,山里下起了一场久违的细雨,车行群山间,满目翠绿,芬芳四溢。沟沟峁峁里,人与自然就这样相依相扶,彼此映照。

  如今,充满活力的新一代六盘山人,在这片土地上,嗅出了更丰富的气息。在无数前人改造自然的肩膀上,多元化、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大门,正等待着他们开启。古老的六盘山区,正焕发青春,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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