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小店。 视觉中国
管素美的小店前吃饭的民工。 本报记者 陈兵 摄
便民小摊。 人民视觉
时代虽然不同了，人们对于热乎乎日子的期待是一样的。在一条条背街小巷、老旧胡同里，小铺小馆、小商小贩承载的不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希望么？
“看过陈佩斯演的‘大碗茶’吗？夕照街，一分钱还是两分钱一碗儿，讲的就是老百姓创业的故事。”前两天，当记者和朋友在小区门口说起开小店摆小摊的事儿时，院里一位老大爷冷不丁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位老大爷素来和记者没什么交集，此时显然把每个字都听进了耳朵里。手里拎个塑料桶，离老远把话递了过来，那股高兴劲儿一下把人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门胡同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
我说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发展到这程度了，“大碗茶”讲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儿。
“不都是做小买卖嘛，啥时候都有小买卖人。”
“大鼓书里咋唱的来着？‘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蓬衰草，几声蛐蛐儿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儿冰糖葫芦就算过节，他一日那三餐，窝头咸菜么就着一口大碗儿茶。’”
想想也是，时代虽然不同了，人们对于热乎乎日子的期待是一样的。在一条条背街小巷、老旧胡同里，小铺小馆、小商小贩承载的不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希望么？
初秋时节，华灯初上，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上，人流开始密集起来，商户和摊贩们迎来了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卖冰粉、卖水果、卖鲜花的小摊早早摆了出来，附近稍微僻静的华兴街上，也已经有人在路边占位置了。
晚上10点，老汤准时站到了IFS商场斜对面，看着不远处卖冰粉的小摊前围了一圈又一圈人，老板和老板娘红光满面地招呼着。
他那辆有些年头的三轮车上堆满了桃子、荔枝、柑橘、大樱桃……车子上方挂一串橘色大灯泡，灯光一打，特别亮眼。
和这里的很多人一样，老汤的老家并不在成都，而是来自周边乡村。老汤十年前来成都的时候也想过打工，可是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后来发现卖水果能赚钱，就做起了小贩。
如今老汤在城中村租了间房，每月房租好几百元，一个月水果卖下来能挣几千元，刨去房租和日用还能存上一些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街上没人，老汤也没法出摊，“吃了三个月老本儿，哪能吃得消喔？”当听说商场可以开门营业的时候，老汤立马去批发市场上了一车货。
“还是有点儿担心，怕城管撵。”
前些天记者去采访，正好碰上城管小简也在那儿，离他也就两步远。
“可以走喽，已经半个小时喽。”
“急啥子嘛。不是都说了，可以摆摊的嘛。”清瘦的老汤从三轮车座下掏出包烟，掂一根给小简，小简摆摆手：“戒喽戒喽。”
小简在春熙路职守两年多了，从头天晚上9点半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他就在这条街上溜达。
“我就管到前面红绿灯。”小简伸出长长的手臂，指了指远处。这段200米左右的街道是春熙路商圈的核心区域。
他说除了老汤这样的老面孔，那些天过来摆摊的生面孔也比以往多了不少。只是目前并没有接到通知说这条街可以摆摊，只是强调要柔性执法，好言相劝。
记者从春熙路区域的多个街道办城管科了解到，大型商场和“五小”门店的占道经营，可向街道提出申请。
“最难的是流动摊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城管人员表示，春熙路附近的流动摊贩目前主要是卖水果小吃的，街道办为他们划定了一些背街小巷作为占道经营点，但因为人流量不够，他们不愿意去。可春熙路是商业区，如果把流动摊贩完全放开了，坐商的意见非常大，所以这些街道对放开游商占道经营持谨慎态度。
即便如此，这还是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活跃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城管与小贩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那天在家看电视，四川台还是啥子，就听到那个播音员说可以摆摊了，不会听错了吧？赶紧看，还真是。”老汤说他邻居也有做小生意的，后来碰见了他还特意问了下：“新闻看了没？可以摆喽。”
2000年初的时候，冯琪正在中部一座城市上大学，有件事儿印象深刻：“我们学校门口有条胡同，一胖老太太，支一口油锅炸臭干子，一块钱三块儿，黑白任选。一张条桌六七个凳子，每晚基本不够坐，很多人站着吃。”
他说那天自己正琢磨着吃了蒜汁是不是回宿舍刷个牙再去图书馆，就听身后一声长啸：“三儿！撤摊儿！”回头一看老太太已踅入院门里，手里还端着冒油烟的大锅。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忽地窜出一汉子，光膀子大裤衩，二话不说拎起炉子反身就跑。我这儿筷子还举着呢，六七个城管队员已冲到面前，条桌板凳一股脑扔上卡车扬长而去。好在老太太核心生产工具都保住了。”
冯琪后来跟胖老太太成了熟人。有一次老太太看旁边没人，多给了他两块臭干子，一高兴还把商业秘密告诉了他。
“平时一晚上怎么也能卖个六百多块（臭干子），高峰卖过八百块！那可是2000年啊！”冯琪感慨。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城市坐地户就是通过摆小摊做小生意发家的。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农民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以这样的形式融入城市。
一个已经在青岛创业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也做过小贩。那时候他老家出产一种个头很大的花生，城里又时兴炒货，他母亲就用家里的大铁锅炒了装上麻袋，搬上去青岛的大客车，每天推个小独轮车走街串巷卖花生。
他的父亲当时是村里一名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块钱。而母亲靠着一杆秤，每月都能拿回来一两百块钱，所以他那时候比村里的同龄人要过得好，隔三岔五能喝上骨头汤。
他母亲如今五十多岁，是位很体面的妇女，住在农村的家里。
“也拉不下脸来，张不开嘴，跟木头似地杵在那里。后来一个老妈妈说，小媳妇你这花生怎么卖？一块二一斤。这才开始。”他母亲回忆。
公园门口不让卖，电影院也不能离近了，就远远地偷着卖一点。她说一天要走五六十里路，也会遇到不讲理的人，“说你给他称的不够斤两，就给小车推翻了，也不敢吭声。”
“买卖小了，租不起摊位，一天赚点钱不够交税的，只能去早市卖，早市下了，再去路边上推着小车走，有买的就卖点。那时在青岛卖花生就是这样的，一天一块钱的生活费，省吃俭用能剩二三十块钱。”
一个同村的媳妇就在青岛待下来了，从卖炒货开始，后来在菜市场里租了个小门头。
“回村来？不大可能。人家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将近三十年没回来了吧。”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后来和人合伙开了家小机构，专做初高中培训。疫情初期他正在农村老家，刚按揭买了房，又担心开不了课，压力非常大。
“后来大家开玩笑，说干不下去就去摆摊吧。现在看不用了，培训班经营得还可以。”
他的新房就在红岛开发区，上班的地方在青岛老城，偶尔也会去台东夜市或者李村大集逛逛。
“卖酒的，卖炕席的，卖布的，卖肉的，卖鱼的，地上摆着、架子上挂着，什么都有。”据他观察，来这里的大都是长期干这个的，和他母亲那时候也不大一样，固定辟出一块地方，不收费，但也不能随便换地方。
“最近听说还有线上摆摊的，我姐夫一同事，上个月开始吧，在‘闲鱼’上开店卖旧书，说是一天也能弄个一百两百的。”
村里有几家小卖部，天气好的时候门口会堆着娃哈哈牛奶盒、青岛啤酒包装盒，晚上会有老人带着孩子在那里乘凉。除了赚钱，小买卖人的艰辛也是人们热衷的话题。
“一天弄个三十四十、七十八十的，青年肯定还是进厂子了。也有搞批发的，我们这里离海近，到市场上批发海货，到集上去卖。本钱也不少，至少得有辆小面包（车）吧。”
“进城住哪里？现在最便宜的大通铺不得几十块钱一晚上？”
“都不止，还不知道能不能挣出本儿来。不容易。”
年轻人说自己小时候也摆过地摊，大概在他二年级的时候，就在隔壁村的大集上，从地里剪了些桃枝去卖，蹲了足有俩小时，后来终于有人过来问，五毛钱一把要两把，给了他们一张百元大钞，倒找了九十多元。哪知道回来一看钱是假的。
“那时候小，大人说没关系压岁钱照给，好像就过去了。其实印象特别深，说不好会碰上什么事。”
有位老记者想起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说自己小区原本有个妇女在卖菜，暑假儿子跟来帮忙。她的菜便宜新鲜，所以经常去，一来二去小男孩跟自己儿子就熟了，一起踢踢球看看连环画。
可是小区不允许无证照经营，保安就经常过来撵。有一次把菜掀翻了，发生争执，保安揪住了妈妈的衣领，孩子哭着冲上去挡在妈妈前面，后来就再也没见到这对母子了。那段时间他儿子特别失落，有一次出去玩非要去那孩子的村里找。
只有他奶奶和妹妹在。就前一天那孩子刚被接到石家庄去了，他爸妈那会儿都在石家庄打工，妈妈还是卖菜，国庆节生意好忙不过来让孩子去帮忙。
“奶奶给孩子打电话，那头声音嘈杂，应该是在菜摊上。孩子听到是我儿子，显然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说了句‘我昨天还在家’就再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才知道，儿子用零花钱给那孩子买了个足球，就放在车子后备箱里。”
王海在北京一家规划院工作，平时会接触一些城市社区的建设，他说现在好多楼盘都在做“邻里中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邻里中心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熟人间建立的那种信任。大家可以去交流，去组织很多活动，有喜欢画画的，有喜欢唱戏的，有喜欢做菜的，通过这些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曾经关注过北京一个很有名的社区，叫格林小镇。之所以有名，除了社区本身环境外观设计出众，还因为活跃的社区生活。社区里的人们在那里导演话剧、开摄影沙龙、举办公益慈善活动，也就是所谓社区文化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东西在传统的社会中本身就有，地摊或者那些苍蝇小馆里就有。
王海如今住在北京老城区一条胡同里，出了小区门走几步拐个弯有家小饭馆，他经常去那里吃早餐。他还记得第一次去，两个馅饼，一个火烧，一个炸油饼，还有一碗豆腐脑，总共11块5毛。
“我说11块5？结账那大哥一愣，贵啦？我说不是。旁边一大妈插嘴了，‘老北京，多少年了都这价。’你就知道这家小馆服务的更多的是周边居民。”
“你想想每一家苍蝇馆子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邻里社会，他的基础是这个，否则就撑不起这家馆子来。然后才是外部的人进去消费。现在我们说小门小店，无非就是流动商贩换成馆子了。今天你买菜吃饭忘带钱了，他也不会非得跟你要，下次来补上。从社会的角度其实是需要这种‘细胞’去黏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会怀念一种东西，就像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提到的他家旁边那个小店，一个掌柜、两个学徒，卖点油盐酱醋青菜啥的，“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在小店门前停下来，一进门掏俩铜板，往柜台上一放，来两口酒。掌柜的就用个小瓷杯倒上，拿出些花生放前面，客人就一边吃一边喝，跟掌柜的聊天。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聊的都是天南海北的琐事，但是很亲切，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声‘回见’就上路了。”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抹温情，一种人情味儿。小摊小贩小铺小馆，就像大江大河里的毛细血管。他们就是这个社会当中黏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通过衣食住行的方式去黏合。”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需要情感的牵绊，中国人特别向往这种东西。现在你看有些城市的发展，社区建设就是一个一个门店，你去消费了却没有任何联结，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人与人之间很陌生。”
两年前，管素美和丈夫下定决心从江苏灌南的一个小乡村搬到南京来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团住一批客人，既为了生意，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8月18日天刚蒙蒙亮，他们那间位于江宁区殷巷的小店门前已经坐满了人，开始是农民工，三三两两戴着安全帽，点一碗馄饨、一屉包子，呼噜呼噜吃下去。
刚刚过去的梅雨季看来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意。等天大亮，周围的居民也多了起来。
管素美一边招呼一边收拾碗筷，她的丈夫就在旁边，大锅里煮着面条，煎锅上摊着鸡蛋。
管素美说所有的鸡都是自己去菜场买的，七八十一只，在炉子上慢慢熬，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少了哪一条都做不出我这个味道。”所以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回头客。升腾的热气里，她一张圆脸被熏得油亮。
事实上，对于小摊小店的担忧一直都有。比如环境卫生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交通问题、与原住民的关系问题等。尤其是涉及到餐饮，很多人都觉得污染环境的应该取缔，需要加强监管。
“比如要办证，要办健康证，你不能有传染病吧，当然你的食品采购也要有正规的渠道，这个考验的是市场监管的水平。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光靠法律层面的监管是不够的。”王海认为，小生意人的这种“黏性”，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降低监督成本，进而辅助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
“那些做得不好的会在熟人社会中很快淘汰掉。”他指了指自己的窗外，“比如我楼下那个修车的，他也是一种小商贩，你跟他熟了之后找他修车你就不会担心他坑你对不对？”
“那些开小店的、摆小摊的，他家里种的菜、鸡下的蛋，这一部分就靠熟人社会消化掉。你这一次做错了我可以来找你，你难道因为这个就跑了吗？所以当他能够通过做好这些在社区生存的时候，他是不会选择做差的。因为用差的东西，他付出的代价会非常高。”
而在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看来，这种观点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他说大家谈论“小店经济”以及小摊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概念。尤其是小摊贩，通常意义上说到“地摊”这个词，说到城管与小贩的时候并不是指县城或者乡镇的大集，而是大中城市的一种现象。虽然不排除一部分相对固定的经营者，但是地摊的最大特点是流动，这一点还不像小门店。人越多摊贩越集中，摊贩越集中人就越多，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买卖关系。
吕德文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摊贩与城管的跟踪研究，他说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城市里的摊贩一直都没有消失。实际上现在基本上各个城市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方法，就是希望把摊贩引导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去，也就是疏导区。疏堵结合，加大规范管理。至于疏堵结合的点在哪里，城市与城市不太一样，有些粗放一些，给摊贩的空间就大一些，有些管理得严一些，空间就小一些，这就涉及城市的功能和定位问题。
他说无论如何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并不是说绝对，现在城市社区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会，不太可能大范围通过小摊贩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理想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有规范，疏堵结合也一直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对此需要一种理性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但是王海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依然怀有期待。他说7月份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有一句话，要求到2025年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聚集区1000个，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王海刚毕业那几年住在北京近郊的一个老小区里，照他的话说就是很不商业的那种。小区看门的大爷弄了个小店，摆点油盐酱醋什么的，也没啥特别的，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去。
“周边也有小超市，走路也就5分钟。为什么？就是每次去那儿，大爷都跟你聊两句，回来啦？出差啦？”
他说市场需要规范，但市场也在规范，市场本身也是个淘汰的过程。
“陌生人的社会才要靠契约，这就是一种监管成本的降低。当然城市跟村庄不一样，但是也并不能说完全就是陌生的。我去菜市场买菜，一段时间也就熟络了。”
怀有这种情感的并不只是王海一个人。前两天，那位老记者还说起半个月前回吉林老家的事。他说自己非常喜欢那里，除了家乡因素，还有生活非常方便，早市、露天市场琳琅满目，也很便宜。虽然目前看不会回去常住，但时不时地还是想回去看一看。
说起那对母子，他又很感慨，“三年了，那孩子也该上中学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