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海农商银行为农户发放的准贷证。（资料图）

　　近几年，农村普惠金融是一个经济热词，但后面总跟着“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有多远？说短很短，可说长又很长。

　　如今，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直接把网点办到镇上，甚至村口，各种金融APP也层出不穷，金融服务对农民可谓触手可及。但是，由于农民的许多财产和经济权益都不具备抵押物性质，手中的资产无法“变现”，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长期存在。

　　“银行业‘非抵押不贷、非担保不放’的传统信贷文化不改变，这路中间的‘鸿沟’就跨不过去。”浙江省农信联社温州办事处副主任潘志坚一针见血道。此前，他一直扎根瓯海农商银行深耕“三农”领域；到温州履新后，潘志坚致力于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推广至全市农信系统，而他就是该模式最早的设计者之一。据了解，与常规金融产品不同，在该模式下，农民将农房、农经社股权、耕地承包经营权、三产安置房指标等“非标”资产进行授托代管，即可获得贷款。

　　不用登记，不用抵押，不用担保，不用保险，这项始于2015年的贷款业务，如今在温州市瓯海区蔚然成风。截至去年底，瓯海农商银行已累计发放该项贷款22531户，总计超过158亿元。不久前，浙江省还专门召开会议，向全省推广这一模式。

　　到底，什么是资产授托？该模式为何在瓯海开花结果？该模式具体是如何运行的？近日，记者专门前往当地采访。

　　41岁的曾建化，是潘桥街道横屿头村的村民，2016年因温州南站建设，他家三产田被征收。虽然拿到了三产安置指标，可建房资金缺了个大口，房子还在天上飞，拿什么去抵押贷款？这几乎成了很多村民的共同难题。

　　江晓丽是横屿头村的妇女主任，热情开朗，又乐于助人，因此颇有人缘。她还有个身份，那就是瓯海农商银行的协贷员。了解到曾建化的难题之后，她马上就张罗开了，帮助曾建化用三产安置指标拿来授托贷款，三天后，60万元的贷款到手，解了燃眉之急。去年，曾建化一家搬入新居，说起这事，还满是感激。

　　在瓯海，曾建化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最早的受益者，是地处丽岙街道的协春园艺公司。2015年时，公司老板徐协春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承接塘河花木文化博览园，但这些长在地里的名贵花木并非传统的合法抵押物。

　　有的花木一棵几十万，有的盆景一个就几百万，能不能将这些名贵花木进行授托代管？一个大胆而又全新的想法应运而生。这是瓯海农商银行“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的第一单，凭借116棵名贵花木，徐协春成功获得1000万贷款授信。

　　记者看到，在徐协春的花木基地里，每棵名贵花木都挂着一张独特的名片，扫描二维码，品种、市场评估价、授信额度等信息一目了然。徐协春打趣说：“花木变卖了才有价值，放在地头就是‘摆设’，没想到，还真能贷出钱来。”

　　瓯海农商银行董事长黄定表解释说，“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有别于传统的抵押和保证贷款，其是以农民信用为基础，以资产为保障的承诺贷款，对农户的有价“非标”资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价值确定贷款额度，银行通过发放准贷证向农户承诺发放贷款，农户则通过书面承诺授权银行方处置资产，形成双向“软约束”。

　　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志保看来，过去，农民手中的财产大多由于不具备抵押物性质，因此被挡在了金融服务的门外，“授托代管融资”的突破，在于银行从注重传统抵押物的权属证明，转向了对资产价值的确认，实现从“确权”到“确值”的升级。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如今在瓯海农商银行，可授托的资产有16大类，总计40种。除了农房、拆迁安置指标等，还有小微厂房、农业设备、花木、农畜、贵重物品等，凡是农户认为有经济价值的，银行认为可以托管的，且风险可控的资产都可授托。

　　2017年，瓯海“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被14个国家部委联合审批为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任务，并被评为浙江银行业转型升级亮点项目。

　　短短几年时间，“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如何从一个最初的头脑风暴成长为一套完善的信贷机制？瓯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金守信认为，政府推动、银行担当、村居合力是“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运作成功的三大法宝。

　　对此，黄定表深有感触。在他看来，瓯海农商银行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主阵地，这确实是一片市场蓝海，也是农商银行的优势所在。事实证明，通过“托管融资”获得贷款的农户中，有一半多此前从未贷过款。这样显著的推广成效，仅靠银行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的。

　　政府在机制设计上的政策支持，为模式的落地实践提供了背书和引擎。2015年，瓯海区出台《加快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工作 试行“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暂行办法》，并指定瓯海农商银行为试点单位。2019年，温州市政府印发通知，向全市推广这项业务。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瓯海区又启动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试点风险补偿及缓释机制工作。

　　党委、政府的支持，打通了机制运行的“任督二脉”。银行通过与村经社建立合作关系，布设“普惠金融服务站”并聘任当地农户为协贷员，共同开展农户走访、实地调查、建立农户信息档案，搭建起了农户与银行之间的沟通桥梁。

　　“银行、村经社，还有第三方评估公司会根据实地调查、资产评估和市场问价等基础数据，结合申请人现有实际状况，出具议贷结果，发放准贷证。这些操作让我们清晰准确地掌握了农户的资产状况，这是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底气。”瓯海农商银行副行长李成武说。

　　记者了解到，像江晓丽这样的协贷员，在瓯海共有232名，他们了解本地村民的资金需求、家庭状况、道德人品、还款能力等，成为全区232个金融服务站称职的“大管家”。当然，他们也会有固定的收益，加上每一笔贷款的提成，作为适当激励。

　　瓯海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项光川认为，“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既是一种金融产品，更是一项惠民举措，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推动和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新模式有力地增进了农户和企业的发展信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输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作为一种金融模式，风险管控是重中之重的核心问题。据介绍，瓯海农商银行将风险管控分散到几大环节：首先，与村一级签订合作协议，利用村规民约，形成熟人社会圈的约束力；其次，联动房管、工商、林业等相关部门办理授托资产备案，避免权属过户或重复担保等；最后若再出现不良贷款，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潘志坚认为，农户小额贷款不用“大炮对蚊子”，打官司耗时耗力，而依托区、街道、村居调解机构，实现风险处置从“法治”到“德治”转变，既能提升村民的诚信意识，也能有效地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当然有人提出疑问，授托代管本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非抵押关系，即使农户出现违约，金融机构也无法直接处置农户的授托资产，其对授托资产的优先受偿权以及代理处置权难以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对此，黄定表倒认为，不能因为存在3%的不良风险，就排挤掉97%的有效客户。当前，这项贷款平均利率6.5厘，远低于民间借贷率，风险控制良好，不良率仅为0.42%，远低于温州银行业一般贷款平均不良率。“如今，这项业务已为瓯海农商银行带来一个亿的纯收益。”

　　温州市农办秘书处处长徐炯认为，瓯海“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改革是一种农民需求拉动型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拓展了农村资产产权价值，有效激活农村巨量的沉睡资产，实现农户增信，资产增值。下一步，要培育农村产权评估市场，建立农村产权交易流转机制，以及风险保障制度，以承担风险补偿、受损补偿、安置预付等功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