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有诸多“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干预加以解决，仿佛政府是“万能”的，不管出现何种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动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倘若政府没有及时出手，动辄会被扣上“不作为”的帽子。

　　最近，记者在浙江省诸暨市采访发现，当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十分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破解“老大难”问题，不仅节省了大量财力物力，还实现了长效运行和多方共赢。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说，乡村振兴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但同时也必须强化市场意识，市场能够解决的，党委、政府就不要越俎代庖。

　　“城市都搞不定的垃圾分类，在我们诸暨农村，得到了彻底解决。”刚到诸暨，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国锄就建议记者去看看垃圾分类。

　　多年前，诸暨首倡“户集、村收、乡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记者曾专门做过报道。按照传统观念，相比城市，无论是设施水平，还是文明习惯，农村都稍逊一筹。农村能把垃圾清除干净，就已经是谢天谢地，诸暨还真做好了分类处理？

　　记者首先来到暨阳街道安家湖村探秘，村党支部书记楼建仁一听记者的来意，马上领着记者去村口。原来，早在2010年，村里就建了全省首个村级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将猪粪发酵产生的沼气，接进了200多户农家。

　　“前年，我们又投资了100多万元，对沼气站进行了提升改造，每天处理能力达15吨。”楼建仁介绍。扩能后，“吃不饱”怎么办？“周边12个村，每天大约6000斤的厨余垃圾，全由我们村负责清运和处理。”

　　对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在浙江司空见惯，有的盖阳光房用于堆肥发酵，有的买机器进行机械化快速成肥。但前者的日常运维有些难，处理效果不一；后者前期投入、电费成本很高。楼建仁说，处理成沼气这法子就很好，成本低、讲环保，关键还有钱挣。

　　楼建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接了这业务，街道每月给村里近6万元的补贴，一年大概能挣70万元，刨去开支，进账可观；另外，家家户户用沼气，尽管村里没钱赚，但让老百姓省了近8成的燃料费；最后，沼渣又是绝佳的有机肥，卖给周边种植户，一年也有15万元收入。

　　诸暨市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科科长寿程虹告诉记者，安家湖的沼气站对外提供第三方服务，并非政府刻意引导，而是市场化的产物。而对于将“可烂垃圾”发酵做沼气，起初就来自于基层创造，政府只是因势利导，在基础设施上予以支持。具体建设过程中，诸暨不搞“一刀切”，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有的单村独建，有的联村共建，全市共有183个处理站。

　　“单个村级处理站建造成本约20万元，关键占地少，也不影响村容，能有效将垃圾就地资源化。”寿程虹介绍，在后期运维上，每个处理站由所辖村庄负责，年底政府再以奖代补，形成倒逼机制，“这里，政府的职能很清晰，一个是保证有序运转，尤其是安全管理，另一个就是定期督查分类情况。”

　　厨余垃圾变沼气，看起来或许不那么“高大上”，但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实在、省心，这种理念同样根植于对可回收垃圾的处置上。去年，诸暨专门引入了一家名为“中义环境”的专业化服务机构，负责全市465个行政村，包括纸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布料、玻璃等再生资源的回收。

　　王师傅是东和乡十里坪村的垃圾收集员，他告诉记者，每天，不可回收的垃圾运往镇里，可回收的垃圾待积累到一定量后，只需通过手机预约便可上门收集。一般小贩不收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十分方便。

　　张国锄说，有了“中义环境”这个主体后，政府每年只要拨付48万元，购买第三方服务，便可实现整个可回收系统的高效运转。在可烂垃圾上，由于分类得当、就地资源化，去年，全市农村垃圾减量达到3.6万吨，与传统做法相比，清运处置费用可节省2296万元。

　　自从去年镇里推出“红心租”后，吴国校的电话常有陌生号码打进来，有求租的，也有招租的。吴国校的职业可不是中介，他是姚江镇紫草坞村的党总支书记。

　　姚江镇是鞋业之乡，光紫草坞一个村，大小鞋企就有几十家，外来人口达700多人。外来人口多了，避免不了的是大量管理问题。就拿电瓶车充电来说，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因此，从市里到村级基层，大家每天提心吊胆，生活在压力之中。

　　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激活闲置农房，增加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又能避免出租房在管理上出现问题，同时还能让务工人员的住房水平有所提升？姚江镇开始在紫草坞村试点“红心租”。

　　紫草坞村的做法是由村集体将村民闲置住房统一租赁过来，进行统一装修、统一出租、统一管理。记者看到，原来杂乱无序的出租房，采取统一经营的市场化模式后，不仅形象大有改观，设施水平也大有提升。每层配备了消防“四件套”，安装了烟感器、消火栓，并单独设立厨房、公共卫浴，还统一设置了电瓶车公共停放和充电区域。像10人以上的出租房，同时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和指纹锁，实现信息化管理。

　　吴国校跟记者算起了账：村里以每年1.2万元的价格，向村民租一幢房，改造花了11.8万元，共14个房间，平均每间每月按400元租金计算，5年可进账10多万元。5年后另签合同，村里不再向村民付房租，但收益与村民平分，户均增收1万多元不在话下。

　　吴国校还说，他更在意的是“综合账”：对管理服务来说，高效了、安全了；对村民和村集体来说，增收了、安心了；对租户来说，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归属感也更强了。

　　像紫草坞村是由村里进行市场化经营，另有些地方则由个人扮演“二房东”，来自江西上饶的“新店口人”黄有志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走进店口镇牛皋社区六村991号一幢72间的出租楼看到，入口处就是一个电瓶车公共停放充电区，还配备了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电子锁等智能设备，走进房间，厨房、卫生间、消防设施同样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这幢楼实行旅店式管理，人来登记、人走注销，信息同步发给派出所专管员。

　　现在，像黄有志这样的“二房东”越来越多。据了解，目前黄有志租下的楼房有3幢，共计150多个房间，每幢房子的净利润就有10多万元。

　　在许多人的理解中，扶贫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直接给钱给物。这方面，诸暨“蓝美”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实践。

　　“蓝美”董事长叫杨曙方，几年前，看中蓝莓的巨大商机，回乡创办“蓝美公司”。不仅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蓝美1号”，无论产量还是品质都大大超过国外品种，同时还开展精深加工技术研究，构建起“全果利用”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能否让蓝莓在产业扶贫中发挥重要作用？杨曙方认为，那种直接给钱给物的做法，尽管能除却近忧，但却无法消除远虑。只有通过市场解决其产业发展问题，才有可能“一劳永逸”。

　　杨曙方构建起高度市场化的产业扶贫模式：农户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帮扶资金折股量化扶贫对象、平台公司全程技术服务、蓝莓果子保证收购。

　　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户种植蓝莓有可能出现的市场销售难题，让贫困户的收益有了基本保障，也盘活了帮扶资金，让帮扶资金变成了下蛋的“金凤凰”。同时，也让“蓝美”公司发展壮大找到了路径和方法。正是由于这一模式，免除了地方政府以及农户发展蓝莓产业的后顾之忧，各地纷纷伸出橄榄枝：

　　“蓝美”与四川合作成立“蓝之美”，计划用3年时间，在四川40多个县建设20万亩“蓝美1号”原料基地，预计可为当地增加年收入20亿元以上，可直接解决4万-5万人长期就业，帮扶60万人脱贫增收。同时，该平台还计划配套建设10条蓝莓冻果生产线，可提供约20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地方财政贡献约2.5亿元税收。

　　目前，“蓝美”已经与四川、贵州等8个省20多个县政府合作开展产业扶贫。四川巴中通江县的骡子坡基地，规划建设2000亩，目前已经完成800亩。村民通过流转土地、园区务工、效益分红可以获得三大收入，目前带动927户贫困农户实现人均增收1380元，全年可实现人均增收1860元。正式投产后，预计可实现贫困户人均增收350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