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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 2018年04月10日 星期二

兴农重文,一边写作,一边经营着百亩农庄——

大山深处,痴迷文学的新型农民刘大印

《 农民日报 》( 2018年04月10日   07 版)

    刘大印在自家的书房里看书。

    刘大印(左三)和文友举行迎新春创作笔会。

    本报记者张振中文/图

    湘西之巅,醴水之源。在湖南省龙山县境内,有一条“湘西屋脊”的大山脉——大灵山。

    在大灵山腹地石牌镇桃兴村的山窝里,有一个由农民文学爱好者组织——湘西农民文学社自办的内部交流期刊《农民文学》编辑部。

    这个农民自编自享的文学期刊,主编由被称为“耕读作家的特殊农民”刘大印担任。30多年如一日,他始终辛勤“耕耘”着这片乡土文学。

    “《农民文学》不是创办出来的,而是耕种出来的。”即便是冬闲时节,刘大印也一刻也没闲着。采访那天,他正忙着给甘肃兰州打工的农民薛金梁等修改文稿,准备编发新一期的《农民文学》。从创刊时本村的10个人,到如今影响到全国多地农民文学爱好者,对待农民兄弟的心血之作,刘大印惜文如金、字斟句酌。

    他编辑《农民文学》的同时,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新型农民。他在基层首先探索实践并总结出“金字塔”式农业生产结构模式,他一手打造的百亩农庄,今年将由种植型转型为园林型。

    “振兴乡村,文化是筋、产业是骨,既要有产业的兴旺,更要有文化的兴盛。“湘西州委常委、龙山县委书记周云说。作为一个普通又特别的中国农民,刘大印以农为业、以文为乐,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让农业更有奔头、让农民更有尊严”的新希望。

    坚持农民文学创作之路:苦中作乐,改变乡村

    桃兴村海拔在1300米以上,是个典型的高寒贫困山区。

    1964年出生的刘大印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我生于贫困,但绝不止于贫苦。”青少年时期的刘大印刘立下了志向,但拿什么走出贫困、拯救命运?

    刘大印初期的选择是在“在文学中求生活”,试图以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同大部分农民一样,他企盼着长大之后能跳出农门。他高中时迷上了文学,但高中辍学后跟着父亲下地劳动,由于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大潮的影响,往往是人在地头,心在纸上。“我从不打牌赌博,夜晚点灯熬油常到子夜时分;平时节衣缩食,用省下来的钱买书、买稿纸;进城必进书店,期待着有朝一日写出成果,走出农门。”

    这样对文学痴迷的状态持续了近10年,即使是在23岁成家之后,刘大印仍沉迷于文学创作,一边劳动,一边写作。然而,如此这般又过了几年后,他不仅没有写出什么成果,而且家庭依然贫困。于是,他渐渐意识到,文学不能当饭吃,尤其是对他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而言。

    “仰望文学星空还得脚踏大地。”经过第一阶段纯粹的文学追求之旅后,刘大印决心脚踏实地改变家庭经济面貌。于是,他到广播电视学校学养殖,到乡镇企业干会计,在外面闯荡了一番之后,1996年毅然回乡,开始发展家庭农业。当时,外出打工的人不多,土地资源十分紧张,为扩大耕地面积,他不得不顶风冒雪去开荒。几年后,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起来,他抓住时机转包了几十亩土地进行家庭规模种植。通过十多年的奋斗,收入持续增长,生活不断改善。

    这段苦中求乐、先苦后甜的生活历程,在2006年,他以一篇4000字散文《回归田园安乐多》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篇散文的刊发,重燃起刘大印的文学梦。

    “10年前,是在文学中求生活;10年后,是在生活中找文学。”此时的刘大印,更加明白文学来源于生活,也更加坚定了以农为本,就地取材,昼耕夜读的文学创作之路。

    有了生活的底子,创作灵感也喷涌而出。2007年~2009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5篇中短篇小说,并在几家纯文学刊物刊发。2010年,他加入了湖南省作协。2011年,他参加了湖南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此次会议唯一的农民代表。

    刘大印虽然在个人的业余文学创作中有了进步,但其中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作品得到了认可,忧的是不少农民文友反映:描写“三农”题材的作品难以找到“舞台”。于是,2010年1月,他和当地10位文友一起,自费创办了《农民文学》杂志,并被文友们推选为主编。

    没有更多的选择,编辑地点就设在刘大印家里。没有经费,刘大印和文友自掏腰包;没有稿源,他们在网上发出征稿启事,稿件刊发即付稿费;没有时间,大家白天劳作,夜晚点灯熬油。

    因为刘大印的家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大山上,无法接通网络,所以,他要到县城一位文友家收取稿件,先把稿子打印好,然后拿回去编审。这样,每个月刘大印都要在县城和乡下之间往返许多次。有一回刘大印离开县城往家中赶,本来是晚上10点钟前就该给大家报平安,可到了深夜零时县城的文友们还没有收到他的短信。他们心急如焚地把电话打到了刘大印家中。

    “因为大雪封山,我父亲抱着稿件徒步2小时才从山下走到家门外。”刘大印女儿说。得知这个情况后,文友们都非常感动,有的甚至抱头痛哭起来。

    一艺之成,当尽毕生之力。正是这样沤心沥血地办刊物,农民写,写农民,贴近农村、亲近农民、关注农业,全国各地的农民甚至有的名作家,都把自己的佳作投到了《农民文学》编辑部。

    “改变乡村先从改变农民开始。因为有了刘大印这样一群农民作家,文学开道,文化引路,才会影响更多的农民重建信心、建设家乡。”湖南作家易长松说。

    探寻农耕文化创新之道:兴农重文,繁荣乡村

    农民文学的土壤是什么?是农村,是养育了一方人的水土,是那多情的土地。

    “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但我绝不能只为文学而生活;只有把文学当做生活的盐,我的生活才会精彩。要想在文学的土壤中种点东西出来,就必须在农业的土壤里种出成果。”经历过生活的打磨之后,刘大印深知一个农民的主业是农业。因此,在创办《农民文学》之初,他就定了两条规矩:第一,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本质工作,若有影响,自动退出。第二,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若有影响,自动退出。

    刘大印说到做到,立志要改造家乡生产环境。从2004年开始,他在开荒、复垦的基础上又转包了几十亩土地,并利用冬天农闲时间在地头修筑机耕道,即便是天寒地冻仍风雨无阻,一直坚持了10个冬天。其间,他沿田边地角和山地修筑了三米宽、两公里长的机耕道,为后来的家庭农场奠定了基础。

    在这样的辛勤耕耘下,他的承包地里每50米就有一条机耕道,甚至在中心地段还形成了三环格局:东环,中环,西环,营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是外壳,生产结构才是内核。如果内核出了问题,再好的东西也会从内而外被打破,不堪一击。”刘大印的担忧正好切中了现实:许多农民盲目跟风种植,结果造成重复性生产,在市场竞争中一击就垮。

    什么样的结构才是比较优化的农业生产结构?刘大印推崇的是“金字塔”式结构!

    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刘大印探索出了适合家庭规模经营的金字塔式结构。他介绍说:一般情况下,他每年按农业生产投入程度大小,将家里的农业经济项目分为上中下三层,第一层是投入最大的项目,第二层是投入居中的项目,第三层是投入较少的项目。这就是刘大印说的金字塔式结构。

    他说,金字塔式结构给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避免了家庭经济大起大落。2012年,龙山的百合走俏,一下子全民追赶,第二年市场滑波,许多农民在后两年亏损巨大。由于刘大印当时没有头脑发热,只种了部分百合,另外种了几种其他作物,因此受影响不大。其次,能够应付天灾。各种农作物都有相对独立的季节性,每一个季节的天灾不会对所有农作物造成失收的影响。其三,能够合理利用家庭劳动力,有利于错开季节型劳动密集度,从而减少雇佣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收入。

    这样的结构优化一直在进行。2017年,他种植了烤烟34亩、百合20亩,以及其他粮食作物。由于烤烟市场去年行情较好,而百合市场销售价格很不稳定,因此,在今年的生产结构上他便作出新的调整:投入4万元种植烤烟40亩,投入3万元种植百合10亩,投入2万元种植玉米、马铃薯、黄豆等其他粮食作物40亩。刘大印介绍,之所以在金字塔的顶层还要种植40亩这些粮食作物,主要不是希望通过这些作物来赚钱,而是通过轮作来培植地力,为种植烤烟和百合提供良壤。

    农业产业做强了,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也为自己的文学提供了经济的支撑。同时,在探索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过程中,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感悟,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如今,面对办刊的新变化,立足农村文化的新需求,他购置了电脑、打印机、单反相机、摄像机、天文望远镜等便于创作和观察的新设备,带动建起了村里的农家书屋,还精心创作了业界称道、农民欢迎的小说《古道古店》。

    “以刘大印为代表的一群农民作家,正因为有着他们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才有了应运而生的《农民文学》。他们的作品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绿色果蔬,成了乡村人的待客新茶。”福建作家陈则慧如此评价。

    “没有刘大印的带动,我们曾经贫脊的翻身村可能还翻不了身;没有他的引路,我成不了当地的种植能手和文学爱好者。”龙山县大安乡翻身村村民梁家胜叹服地说。

    希望有更多的新农民能像刘大印一样兴农重文。相信在能人的带动、文化的引领、产业的夯实下,越来越多的贫困村会走出贫困,走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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