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用于描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种状态。自此，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广为经济学界所讨论，用于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
不同于自我强化式的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持续快速增长，并显著提升其国民的生活水平之后。因此，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放缓而非经济增长过低，其成因与通常在低收入国家所观察到的低储蓄、营养不良、缺乏基础设施等关联不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种均衡状态，表现在基础设施改进、贸易融入等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该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来源往往与其自身人力资本质量低导致创新活动匮乏有关，这可能会阻止一个国家摆脱低增长或中等增长的均衡。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确定了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前提。首先，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和过去的政策，例如税率、关税税率以及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的资源投入。其次，作为模型中增长的关键机制，物质资本的积累会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这表明，与其过去或与其他国家相比，人均收入增长率异常高的国家，由于资本积累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最终将经历较低的增长率。
近几十年，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也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这些模型隐含的一个简单场景如下：考虑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较低的国家，该国随后实施贸易改革，例如降低关税壁垒和（或）加入世贸组织，从而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提高了该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用于研发的资源可能会增加，这将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导致更高的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都导致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是，创新和（或）资本积累的收益将递减，人均收入增长率将下降到改革前的水平。从长远来看，人均收入水平升高，国家能够转向更高的稳态，但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是暂时较高。
中等收入陷阱下增长放缓的另一种解释是基于刘易斯型的发展过程（Lewis-type Development Process）。在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低成本劳动力和模仿外国技术产生高增长的优势在达到中上收入水平时将会消失，从而需要新的增长源来维持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初始阶段，低收入国家可以使用从国外进口的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些国家首先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农业重新分配到生产力更高的制造业来实现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由于非贸易商品的生产商必须与出口商竞争劳动力，他们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与此同时，从制造业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为工人搬到城市并投资于教育创造了动力。然而，一旦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会萎缩，工资开始上涨，从而削弱其竞争力。再分配和技术赶超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最终会耗尽，而工资上涨使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做到如下几点：其一，强化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的高收入经济体都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其二，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将面临过往经济增长优势不再、要素驱动增长模式乏力等问题，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转型升级。其三，重视高等教育的普及，提升全民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核心投入要素，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其四，持续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较高的开放程度对于国家获取先进科技，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至关重要。其五，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将下降，社会矛盾将聚集，只有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
现阶段，确保农民在城乡间自由往返的权利，是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制度安排，对于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和制度保障作用，其表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农民在城乡间自由往返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强化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支撑能力。产业转型升级是保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经验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为主升级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升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短期的摇摆反复，从而造成产业劳动需求的大幅波动。对此，允许农民在城乡间自由往返是有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不确定性的合理制度安排，能够灵活地适应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劳动需求变化，最大程度地规避农民城乡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风险。同时，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乡村发展亟待注入新鲜血液，产业升级导致的回流农民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有助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强化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支撑能力。
农民在城乡间自由往返的制度安排可以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稳固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条件。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将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进而促进消费、储蓄和投资，推动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农民在城乡间自由往返的制度，不仅使得劳动力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而且务工人员可以享受与城镇人口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服务。在此条件下，务工人员可以通过在城镇工作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同时留守儿童的数量也会减少，这提高了务工人员子女的人力资本代际积累，由此带来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稳固了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条件。
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往返制度安排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夯实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要求在于，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尤其是重塑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加强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全面提升国民福祉。而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十分突出。我国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往返制度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兼业农民而言，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往返制度让其在兼顾农业生产的同时，增加额外收入，提高其总体收入水平。对于非兼业农民而言，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受益于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往返的制度安排，农民也可以均等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和养老等公共服务，这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朱信凯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河马中心（HIPPO）学术委员会主任；熊涛系河马中心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李剑系河马中心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田晓晖系河马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