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农业内在的高自然依赖性、弱产出连续性、短产品贮存期和低需求可控性，使其极具易损性；而在公共安全风险叠加的情境下，农业所遭遇的损伤将首当其冲；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更是使农业面临的压力雪上加霜。产业弱质性、公共安全事件、国际贸易格局扭曲所形成的冲击态势，将使得农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由于传统农业竞争力的定位侧重于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来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衡，所以往往强调采用低成本与差异化策略获取竞争优势。重大生物性安全事件与灾害引发的交通阻隔、经济封锁与贸易链断裂，不仅会使农业的“两种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两个市场”也无法得到有效对接，结构性短缺无疑会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大隐患。因此，必须赋予农业竞争力新的内涵，即抵御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的稳定和农户生计可持续，从而提升国家农业安全的保障能力。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面对自然、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必须更加坚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农业安全底线。中国农业竞争战略思维需要从低成本策略转向低风险策略，不是单从经济成本考虑贸易赢利性，而是从政治成本来考虑国家风险性。同时，也需要从差异化策略转向完备化策略，不是单从比较优势考虑国际分工，而是从供应链断裂来考虑国内供给的产业完整性。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标志性事件，对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以及农业竞争，应该具有拐点意义，并由此重构国家农业安全观。
在自由贸易格局中，农业竞争策略表现为“优胜劣汰”；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农业政策的取向则是在竞争扭曲格局中“独善其身”。在重大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新常态中，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基本策略，不在于如何提高竞争力，而是如何提高防御力；不在于如何谋求某个时期或阶段的可赢利性，而是要如何谋求自身能力建设的长期可持续；不在于如何获得“收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风险最小化”与“安全最大化”。其核心线索是：以产品安全为基础、以生态安全为红线、以社会安全为底线、以动态安全为目标。
产品安全，涵盖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农业最基础的功能即为产品与要素供给保障，本土市场的产品安全是构筑农业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数量安全表现为：一是粮食安全，始终保持绝对的粮食自给率以避免粮荒等危机事件的发生；二是营养安全，以维持人体所需营养元素供给为参照，构建完备的种养结构体系，保障营养自给率。质量安全则表现为：一是减少种养活动中的化学品用量，包括农药、化肥和兽药减量等；二是降低食品加工中的各类添加剂用量，同时强化清洁生产流程，避免食品安全事件及其健康危害。
生态安全，涵盖资源保护与环境修复。农业对资源和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维护农业的生态安全是构筑农业竞争力不可逾越的红线。一是提升土地、水等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无序利用与浪费；二是降低农业源污染物的排放，避免土壤重金属富集、水体富营养化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三是强化农业的固碳、保持水土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元功能价值。挖掘农业的多元功能价值及其收入流，意味着维护生态安全并不必然以牺牲农业效率为代价。
社会安全，涵盖农民安居乐业与社会长治久安。农业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而保障社会稳定是农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底线。这就要求保障农业从业者的生计可持续，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并谋求农业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增强农业吸引力。同时，强化农村基层治理，保障农村社会稳定、有序与和谐。
动态安全，涵盖康养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提升。农业可持续的动态安全，依赖于产业盈利能力的提升，需要着力挖掘农业的其他价值功能，开发出功能型产品以及多元服务形态。从“生产农业”回归“生命农业”，从“产品农业”回归“情感农业”，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业康养、品牌农业与情感消费，不仅有助于农业功能型产品的开发与价值实现，而且有助于农民在获得产品性收入的同时获取更多的功能性收入。
立足于新的安全观，保证供给、激活动能、相机竞争、化解风险，应该成为我国农业政策选择的基本策略。
“保一块”：立足本土市场需求健全种养结构，保证粮食和营养供应自给。中国本土农产品消费市场广阔，而出口农产品却长期处于国际供应价值链的低端。与其将有限的农业要素禀赋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至国际市场，不如着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更好地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直接的主粮消费量略有降低，肉、蛋、奶的需求显著增加；频繁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进一步促使消费者开始偏好消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因此，潜在的结构调整包括两个维度，即在完全保障口粮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充分支撑本土居民营养需求的种养品种体系，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友好、健康有益的绿色农产品供应体系。
“活一块”：立足小农家庭经营深化农业分工，激活农业专业服务市场。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发育，依赖小农户规模化、专业化与组织化的连片经营。由于连片种植与外包服务并不触及交易费用极高的农地经营权流转问题，因而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经营的租金成本。更重要的是，农业的代耕、代管与代营，可以通过迂回投资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与企业家能力，培育多样化的新型经营主体，改善服务规模经济性，既降低农户的经营成本，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也助力农业多元功能开发、产业链延伸与新业态拓展，促进三产融合与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将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农业的产品生产与功能开发放在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
“拓一块”：立足农业多元功能避免低端竞争，拓宽务农的利润增长空间。基于农业人文和康养功能的拓展，可以显著提升农业的附加价值。农业的人文功能表现为对中华悠久农耕文明及其演进历程的传承与发扬，以及对乡土风情、家乡风味的留存与传递。农业的康养功能则表现为优渥的农业和农村生态，可以缓解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和慢性疾病危害。农业多元功能的挖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功能性收入，分享价值链收益，而且能够由此增进农民对农业风险的抵御力，增强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盘活农村资源、挖掘功能红利、活跃乡村经济、拉动城乡消费，将助推中国经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的战略性转变。
“争一块”：立足农业产能基础利用海外市场，争创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在充分保障本土供应的前提下，可以集中若干优势产能，如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蔬菜和水果品种，充分借力海外市场，消化正常时期的剩余产能，获得外汇收入并且增进出口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机会。同时对不具备良好资源禀赋的品种、资源消耗密集的品种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品种，利用海外市场来弥补产能不足，且特别注重同上述品种的丰产区建立起多边化、多渠道、稳定的合约关系或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以保证特殊时期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防一块”：立足贸易环境监测建立预警体系，预防重大安全事件的冲击。密切注视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变动情况，构建起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对突发的、重大的贸易环境变动作出及时和恰当的响应。过往环境监测偏重于国际市场，而相对忽视国内市场。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动可能迅速引发本土消费市场的响应，从而造成国内供需格局的显著改变。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中，媒体对国外粮食出口禁令的报道，引发国内局部地区的恐慌性粮食囤积。当恐慌情绪不加控制地通过网络平台渲染和传播，不具备信息甄别能力的消费者可能采取跟随策略，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贸易环境的监测与响应机制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
（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