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试验区暑期调研成果交流会。

　　为充分发挥农村改革试验区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平台作用，今年7-8月，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首次组织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9个专家团队，分赴26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展了暑期调研活动。为加强调研成果的交流和分享，11月中旬，组织召开了农村改革试验区暑期调研成果交流会，对部分调研成果进行了交流研讨，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主持会议，并邀请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亚华等专家进行了现场点评。交流研讨主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融合、乡村治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等几方面展开。此外，与会专家就如何做好试验区工作进行了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调研组赴安徽金寨和河南信阳走访调查，分别以“农业产业的‘统分结合’及其社会基础”和“‘能人丛’与产业扶贫”为主题进行研究，从“人”的视角剖析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

　　安徽金寨调研组分析了茶叶产业形成“小农经营+市场体系”和水稻产业形成“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经营组织形态的社会学动因，揭示出农业经营组织形态的形成，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过程，各种经营组织形态背后都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调查还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农村家庭以“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的劳动力配置格局，使得乡村产业必须适应在缺少完整劳动力的条件下发展；同时，不同家庭的生命周期模式，导致了不同的家庭生计模式，由家庭成员年龄变化和子女结婚等家庭重要事件变化导致的家庭生命周期变化，会深刻影响家庭的劳动力配置策略和家庭生计模式选择，从而影响当地的产业组织形态。调研组提出：农业产业的经营组织形态要因地制宜，兼顾分户经营与统筹经营；同时，要改善返乡就业创业制度环境，调动返乡能人的创业热情，增加县域就业机会以满足工农结合家庭的生计需要。

　　河南信阳调研组着重关注了“内生型”产业扶贫模式的社会基础问题。调研发现，在组织村民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能人群体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个有效运作的能人群体，应是类型多样、功能互补、关系亲密、配合默契、具有一致目标和价值追求，一起为村庄事业努力的群体。这样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和关联的统一集合体，称为“能人丛”。“能人丛”擅长灵活运用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种方式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从而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创业，并在乡村共同体的层面上逐步重建了连接人们生活与行动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这些都是“嵌入型”组织所难以发挥作用的。

　　杜鹰认为，安徽金寨调研虽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的，但背后体现了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战略性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和政策价值。有关乡村“能人丛”的分析也具有重要政策含义，表明中国农村“内生型”发展模式具有成功之处。“能人丛”有助于形成乡村社会各种人才的集聚效应，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但在关注“能人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关注对于乡村能人的监督机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调研组赴江苏苏州与湖南浏阳进行了调研。调研组提出了基层城镇化的概念，即在户籍所在的市县范围内实现就业并落户定居。调研组认为这是解决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张家港和浏阳市均存在产业在村在镇、教育集中在城的现象，由此导致产业布局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在“产业”和“教育”两股重要力量的牵引下，大部分进城农民购房不迁户，存在“人户分离”和“城乡两栖”现象。为此，调研组提出，要在巩固在地产业优势的同时，促进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分布，维护进城农民“三权”等基本权益，保障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待遇。

　　上海大学调研组从返乡创业的角度，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调研。通过对广东云浮、山东枣庄、黑龙江克山等试验区的企业主访谈和问卷调查显示，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的促进效应明显。同时，对于返乡创业者来说，也存在很多困难，包括创业融资难、企业用工难、难以达到环保要求、企业维权成本高和技术更新能力弱等。课题组提出：要多维发力，解决“融资难”“用工难”以及环保难题等问题，加快返乡创业的产业升级步伐，加强乡村人才培育。

　　尹成杰认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一起实施，已经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应在产业融合、规划融合、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研究和把握。杜鹰对于苏州和浏阳调研的结论表示认可，但不认同调研组提出的“产业留乡”的观点，他认为可能是由于调查案例的特殊性，才导致在调查地点发现了“离土不离乡”情况。同时，由于城乡福利差缩小，农村“三权”（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收益看涨等因素，导致出现“城乡两栖，居业分离”状况。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相当长的阶段里，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张静认为，村民和市民的混合、留乡和留城等议题，是我国转型期间面临的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调研组赴云南开远、广西田东等地就乡村治理开展了调研。调研组考察了农村乡村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如治理单元的扩大和重组等不同形式对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云南开远的城郊农村社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治理单元不断扩大的代表；而广西田东扶贫移民社区的整体搬迁改造，则体现了乡村治理单元的重组。

　　从城郊农村社区治理实践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区内部各村民小组之间以及村民之间难以实现社区融合，社区社会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无法分开，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郊农村社区治理处境尴尬，产业发展对社区治理的支撑作用不足等。从扶贫移民社区治理的实践看，钱从哪里来、城镇化发展基础薄弱、移民社区治理内卷化等成为当前制约扶贫移民社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潜在风险。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课题组分别梳理了乡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成就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静认为，对于治理问题的调研，需要提升经验感，多角度看问题，提高具体案例与宏观政策的有效关联。王亚华认为，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空心化进而走向衰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农村公共事务的衰落，乡村振兴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制度多样性，要用好农村的集体产权，发挥农村社会精英群体在村庄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要激活乡村的自主治理，让农民的非正式文化、宗族机制等发挥作用，以减少对正式机制的依赖。

　　中国农业大学调研组赴浙江海盐和四川彭山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发现，各地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了多种类型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但总体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存在一些瓶颈，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有待加强；发展空间受到地理条件影响比较大；农村集体经济自主性发挥不足，村民参与度低，内生造血功能不足。针对这些问题，调研组提出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建设，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适当预留发展空间，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等。

　　杜鹰在点评时指出，讨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充分认识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集体经济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社员是封闭不能流动的。由于这种组织成员的封闭性和资产的不可流动性，决定了集体经济对外经营必须采取审慎、稳健的经营方式。关于社区成员权的封闭性，是否可以打破以及如何打破可在未来继续讨论和研究。日本的“准成员权”设计，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刘奇认为，应加强集体经济的组织架构研究，只有横向的社区型和纵向的层级型两类集体经济交叉合作，集体经济的活力才能迸发出来。宋洪远认为，研究集体经济需要注意技术性问题。对比分析几个村集体经济的收支状况以及是否与村庄规模、收支结构、地理区位有关，研究将更有意义。

　　专家认为，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为面上改革探路的，它与面上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央允许试验区突破某些现行政策甚至是法律，经过全国人大授权后就可以在试验区先行先试。不允许突破，就没有试验区。试验区从方法论上讲是试错，不管试验成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区的成绩。试验区与面上改革相比另外一个不同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因此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试验区工作，加快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馈速度，更快地接近事实本来面目。

　　专家指出，试验区是思想密集型的大熔炉，最需要思想的投入，应该吸引社会各方智力资源参与试验区工作，通过思想和实践的碰撞，更多地产出试验成果，将试验区打造成为产生新思想的平台；试验区研究工作应更聚焦，要着重研究改革试验中遇到的问题、理论上难以回答的问题以及实践中难以突破的问题，促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与学术研究、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进一步相融合。